美国环境保护署最近的一项提案,正让许多美国人感到困惑与愤怒。纽约市民唐尼尔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表示,这个举措让美国在国际上“像一群傻子”。这种强烈的挫败感,源于政府一项拟议中的决定:撤销一项存在已久的科学认定,即温室气体排放对公众健康和福祉构成危害。
这个看似专业的政策变动,在美国民间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因为它试图从根本上否定一个全球性的科学共识,这在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日益凸显的今天,显得格外刺眼和不合时宜。
“我的国家在干什么?”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做,”纽约居民苏珊的语气里充满了不解,“这对经济有害,对人民有害,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有害,对世界的未来也有害。”她的困惑代表了许多普通民众的心声。在他们看来,气候变化的威胁并非遥远的理论,而是已经发生的现实。
极端天气、频发的洪水与火灾,这些都是肉眼可见的警示。另一位居民斯蒂芬认为,任何能够推动环保、让我们更关注地球的举措都是有益的,因为“现在一切都很混乱”。人们普遍认为,政府此举既缺乏科学支撑,也违背了公共利益。
民众的担忧不仅限于当下,更延伸到了未来。加布里埃尔就强调,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等问题,将在几十年后严重冲击下一代人的生存环境。唐尼尔则一针见血地指出,这背后是“有些人试图改变事实,以更好地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是为少数利益集团和富人服务,而非为大众着想。
一路“倒挡”踩到底
美国环保署的这项提案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特朗普政府今年以来在能源和气候领域一系列政策转向的最新一环。这条能源转型的“倒车”之路,从年初就已经开始。
今年1月,特朗普就任总统首日便签署行政令,不仅宣布美国再次退出《巴黎协定》,还叫停了海上及陆上风电项目的所有相关审批。这为全年的政策基调定了性。
随后的几个月,政策倒退的步伐不断加快。2月,政府宣布将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取消所有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活动。3月,环保署着手撤销数十项重要的环境法规。4月,行政令指示联邦机构终止对煤炭行业的“歧视性政策”,为传统能源松绑。
到了5月,环保署开始草拟方案,计划取消对燃煤和燃气发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限制。7月初,总统签署的税收和支出法案,大幅削减了对清洁能源的税收优惠,却给予传统能源明显的政策倾斜。
而最令人瞩目的,是在7月,美国国务院直接裁撤了全球变化办公室,解雇了最后一批气候谈判代表。这意味着,在今年11月即将于巴西贝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0次缔约方大会上,将不会有美国官方代表的身影。这一系列举动,都为7月底环保署提出撤销“危害认定”铺平了道路。
算盘打得叮当响
这一系列看似违背常理的举措背后,有着清晰的政治和经济逻辑。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萨宾气候变化法律中心的迈克尔·杰拉德主任分析指出,特朗普政府的核心能源政策有三大倾向。
首先是大力扶持传统油气资源,扩大能源出口,以维持美国作为全球最大油气生产国的地位。其次是系统性地废除上届政府的“绿色新政”,取消对化石能源的限制,削减对清洁能源的联邦支持。最后则是通过放松环境监管、降低环保标准来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
这些政策的出台时间点也颇为微妙。特朗普政府宣称已获得多国能源承诺,包括欧盟承诺在三年内购买价值7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产品,韩国承诺购买1000亿美元,日本也承诺对美国能源基础设施进行大量投资。显然,为传统能源出口扫清障碍,是其核心考量之一。
杰拉德认为,政府的决策者“并不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因此不愿意出台任何可能给美国带来经济成本的监管措施。撤销“危害判定”,正是其废除温室气体减排法规的关键一步。这并非基于科学,而是“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量”。
结语
尽管政府的算盘打得精明,但这一系列操作在国内外面临着巨大的阻力。杰拉德主任对此提案能否最终通过持高度怀疑态度,他认为其所依赖的科学证据“非常薄弱”,远不足以推翻大量支持气候变化是重大问题的科学研究。他预言,一旦政府正式撤销“危害判定”,法律诉讼将接踵而至。
民众也并未完全失去希望。苏珊就相信,这项提案会在法庭上遭遇挑战,最终不会成为现实。她更寄望于工业界能继续推动绿色转型,因为“这是世界的发展方向”。
然而,在国际层面,美国的消极态度已经造成了负面影响。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和历史累计排放最多的国家,其不负责任的做法为其他国家中反对气候行动的势力提供了借口。正如杰拉德所言,别的国家很容易辩解说:“美国都不行动,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无疑削弱了全球气候合作的力度,让美国成为了全球气候努力的“绊脚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