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四人帮”集团殉葬的那些人
张志鸿
1976年10月6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要员遭到隔离，接受审查。
著名诗人郭沫若激动不已，挥毫泼墨创作了《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而中年诗人贺敬之则激情澎湃，谱写了抒情佳作《中国的十月》。
更具影响力的，乃是由施光南作曲、李光羲演绎的《祝酒歌》，此曲唱响了彼时广大民众的欢愉心境。然而，世间之事，喜忧参半，有人欢笑，也有人忧愁。
回顾那段历史，不难察觉：在全民共庆的欢愉之中，却也有少数人陷入了情感的深渊，其中不乏几人选择了以生命作为终结。
王曼恬之死
1977年1月27日，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现对应市委副书记职位）及市革委会副主任（等同于现时副市长职务）的王曼恬，不幸以自缢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王曼恬，籍贯湖南湘乡，诞生于1913年。她是毛泽东的亲表侄女，同时亦为王海容的姑母。此身份的缘由，在于她的祖母文六妹，乃是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的胞姐；而她的父亲王星臣，则是王海容祖父王季范的亲兄弟。
在三十年代的那个时代，她于上海的新华艺专潜心修习美术，亦曾投身于地下斗争。随后，她远赴延安，在那里边中一队担任美术教员。1938年，她与诗人鲁藜喜结连理，并育有二子一女。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曾担任天津女子第一中学教务主任及市教育局分局局长职务。
1955年，天津市文化局时任局长鲁藜被错划为“胡风分子”。在承受了极大的痛苦与磨难之后，王曼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与鲁藜解除婚姻关系。
1968年二月，王曼恬致信江青，揭露天津举办了一场所谓的“黑会”，上演了一出“黑戏”——即在天津举行了“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座谈会”，天津人民话剧院据此排演了话剧《新时代的“狂人”》。此信瞬间引起了江青的极大关注。
2月21日凌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等党内高级领导人会见了由卡车运送而来的“天津各界群众”一千余人，并对其中部分人进行了点名批评，同时责令对天津的文艺界和政法界进行彻底整顿。会议结束后，市公安局局长江枫随即遭到拘禁，副市长王亢之则返回天津后服用了安眠药自尽，天津随即掀起了批判“二黑”和“砸烂公检法”的运动。这一事件，即为文革期间备受瞩目的“二二一”事件。
王曼恬荣膺功臣，晋升为天津市革委会的副主任，继而又肩负重任，成为分管文教的市委书记。
王曼恬在陕西户县
1971年7月，她受命兼任国务院文化组（取代文化部）的副组长及党组成员，负责分管美术领域的相关工作。
吴德回忆道：昔日，他担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一职，然而由于日常工作的主持者如于会泳等人均为江青的亲信，他的工作实属不易。时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的万里建议将王曼恬调入文化组，理由在于她是王海容的姑姑，与毛主席有亲戚关系，因而能够与毛主席直接交流。吴德随即找到王曼恬，邀请她在文化组兼职，并表示她可在天津的原职不动，只需每周来文化组一两次即可。王曼恬表示同意，但提出需征求毛主席的意见。吴德建议她写信向毛主席咨询，王曼恬果然照办，并得到了毛主席的赞同。
吴德评价道，王曼恬在文化组的表现尤为出色，她向毛主席汇报了若干情况，有效助力解决了文化组面临的诸多难题。在几次于会泳、刘庆棠、浩亮意图对他人进行打压时，王曼恬的发声总能让他们有所收敛。
王曼恬虽才识有限，却以敬业精神著称，且敢于直言。1973年，国务院有意将河北省的蓟县、宝坻、武清、静海、宁河五县并入天津市，此举对天津的繁荣大有裨益，然其难度亦不容小觑。在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兼革委会主任解学恭的委托下，王曼恬拜访了李先念副总理，反复阐述利弊，最终促成了这一重大决策。
王曼恬在支持与推广陕西户县农民画的过程中，亦倾注了诸多心血。
自“四人帮”覆灭，王曼恬即成为了审查的焦点人物。自1976年12月起，天津市委多次召开常务委员会，敦促王曼恬交代问题，然而她始终未能说清，且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直至1977年1月4日的午后，她在自己的办公室吞食了大量安眠药。幸亏警卫人员的及时发现并迅速将她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方才挽回了她的生命。
天津市市委及时向中央汇报了相关情况，并针对王曼恬采取了严格的保护措施，成立了由20余人组成的专项看护团队。解学恭对这支看护团队提出了三项明确要求：首先，要严防自杀事件的发生，确保万无一失；其次，在政治立场上要明确划清界限；最后，在生活方面要给予王曼恬适当的关照。
在1月18日至26日的短短几天里，市文化局、市直机关、文教系统以及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五家单位相继召开大会，对王曼恬进行了批判。至1月22日，王曼恬向解学恭寄去一封信，在信中她表示，随着批判声调的不断升级，加之对其实施监视，她的精神承受已达到极限。
1月27日晚上9点40分，值班人员察觉到已入睡的王曼恬面色不佳，疑其可能突发心脏病，遂紧急召唤医生进行诊断。检查结果显示，她的瞳孔已扩散，呼吸也已停止。经法医鉴定，发现她曾将床单撕成布条，与一条毛巾拼接，将布条一端系于床头栏杆，另一端则紧紧勒住脖颈，不幸导致窒息身亡。
经调查，王曼恬自1968年2月至1976年10月间，共向江青等人士寄出信件33封，并保存电话记录23份。其中，向江青所写的密信是关键所在，直接引发了后果严重的“二二一”事件；其次，她积极追随江青的步伐，尤其在1976年，她大力推动了对邓小平的批判运动。
刘传新之死
1977年5月19日清晨，北京体育馆内汇集了众多北京市公安系统的干警，他们聚集一堂，出席对市公安局前局长刘传新的批判大会。然而，随着时光流逝，一小时过去，会议仍未拉开序幕。在场人员逐渐显得不耐烦，议论声此起彼伏。就在此时，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突然传开：刘传新竟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刘传新、吴淑坤
刘传新，昔日南京军区某军之副政委，素以“文武双全”著称。1967年岁首，中央一声令下，对北京市公安局实施军事管理，遂有千余名军官被抽调入京。在分配至南京军区的名额中，特需一名军职干部，刘传新因此脱颖而出，经南京军区推选，最终脱颖而出。
2月11日，军管会正式对北京市公安局实施接管，并全面实行军事化管理。刘传新同志被任命为军管会副主任及党委副书记，位居军管会领导层的关键位置。
“市公安局在文革前，实为一个典型的黑帮巢穴。其中，一伙黑帮分子长期横行霸道，罪行累累，他们在政治立场上与毛主席背道而驰，竭力抵制毛泽东思想，推行资产阶级的专政，妄图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
迅速崛起，勇猛无畏的刘传新担纲军管会首脑之位。至1967年岁末，军管会正式发布《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以及《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份文件，严厉指责公安局“成为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推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包括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及分（县）局长在内的众多官员，均系特务、叛徒、三反分子”，“整个公安局内充斥着1000多名不良分子。”
随后，刘传新示意专案人员搜集各级领导在侦查案卷中的审阅批注，撰写了《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通敌外国的情形报告》，诬指罗瑞卿等31位领导干部“通敌国外”。继而，他又组建了一支团队，其人数从300余人逐渐扩充至2000余人，耗时一年多，对全局范围内的各类档案进行了详尽的清查，共整理档案77万余卷，零散材料105万件，并列出所谓“泄露情报”的相关材料8600余份，“叛徒、特务、反革命”线索材料15万余份，其中8.5万份被汇编成122册，并向全国范围内散发，用以追查，由此引发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另一份名为《关于冯基平、邢相生、闵步瀛、张烈、焦昆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内幕》的文件，将冯基平指称为“特务分子”，而邢相生则被标记为“特务嫌疑”。该文件依据一名汉奸宋××的虚假陈述，声称从中央至地方共有39名领导干部曾参与日伪“远东国际民主联盟”特务组织，并有300余名教授、干部及职工被认定为日伪时期的潜伏特务。该文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后，仅在京津秦大四地，便导致105人被牵连，其中91人长期背负“特务嫌疑”的罪名，更有3人因不堪重负而被迫自尽。
在康生、谢富治的指使下，刘传新等人对原北京市公安局进行了诬陷，捏造了“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革命特务勾结，从事间谍特务活动”的诸多罪名：“庇护、放走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共计1227人”，“放走帝国、蒋介石集团的重要特务间谍109名”，“向美蒋特务机关及英、日、缅、印等国家泄露核心机密情报1349项”，“向敌人提供机密情报5689件”。原北京市公安局已被诬称为“敌人的特务机构”，历任公安局长均被定性为“通敌卖国、罪孽深重的败类”。
鉴于这些所谓的“罪证”，北京市以及公安系统的众多干部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在此过程中，原北京市委第二书记、长期分管政法工作的刘仁，于1973年10月在秦城监狱含冤离世。罗瑞卿、冯基平、邢相生等一批干部被长期监禁，而4000余名公安干警则被迫离开了北京市的公安队伍。
1976年清明时节，北京城内爆发了一场由悼念周恩来总理而引发的“四五”群众运动。刘传新指挥警力对广场上的民众进行镇压，同时动用技术侦查手段，深入追查幕后势力，最终线索指向了一些资深革命者和资深将军。
问责刘传新标语
“四人帮”垮台后，北京街头出现了《向刽子手刘传新讨还血债》的大字报及漫画。1977年初，有人在北京市公安局大楼里贴出了题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大字报，公开点名刘传新是在北京市公安系统一手遮天的“庆父”，强烈要求清算他充当“四人帮”的打手镇压群众的罪行。
1977年1月27日，刘传新遭免市公安局长的职位，面临审查。他如同泄气的皮球，带着一丝伤感说道：“这一辈子，我也算得上是见过各种场面，尝遍了各式高级饭店……”
在审查期间，刘传新被安置于他居住多年的东交民巷院落中，心情沮丧且充满紧张。5月18日，他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的通知，告知次日将召开针对他的“批判大会”。他的面色变得苍白，沉默不语，却竭力保持着表面的镇定。
翌日凌晨，他于自家庭院的树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1967年左右，受“三支两军”政策（即支援左派、支持工业、支持农业，以及军事管制和军训）的影响，众多军官转任党政部门。其中，李震（曾任沈阳军区副政委，文革期间担任公安部部长，于1973年自尽）、郭玉峰（曾任某军政委，文革期间担任中组部部长）、施义之（曾任某军政委，文革期间担任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便是其中的代表。他们虽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却对上级的指令执行得极为坚定。
在剧中，刘传新塑造了一位“酷吏”形象，其手段狠辣，不留情面。纵然他或许无力选择自己的职业，却未能掌握好分寸，最终沦为历史的罪人。
于会泳之死
1977年8月31日，我国前文化部部长于会泳不幸因服毒而离世。
会泳，山东威海籍，生于1926年；自1946年投身革命事业，于胶东文化协会文艺团深造，掌握了谱曲、编导技艺，并精通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技巧，后整理并出版了《胶东民歌集》。
1949年8月，我有幸被选拔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教育专修班深造；翌年9月，我留任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音乐工作团，担任创作组组长一职；1952年11月，我被调至该校民乐系担任教员；1962年9月，我晋升为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理论系副主任。
自1965年起，我受调至上海京剧院，全身心投入到京剧《海港》与《智取威虎山》的唱腔创作中。在此过程中，我巧妙地将传统京剧的唱腔与西方音乐元素相融合，既坚守京剧的正宗血脉，又实现了创新性的突破。
1965年6月的初旬，江青在《文汇报》上阅读了于会泳所撰写的评论《评郭建光的唱腔音乐设计》，对其深表赞赏。张春桥敏锐地察觉到江青的兴趣所在，便特意搜集了于会泳的其他几篇作品，江青阅读后均表示满意。不久之后，在锦江饭店的小礼堂中，江青召集了《智取威虎山》与《海港》的部分创作团队，她特意点名将于会泳邀请与会。
自此，会泳成功摆脱了批判的困扰。1967年春天，他身兼上海市文化系统革委会（筹备）主任以及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的双重职务，对“样板戏”投入了更多的热情和心力：他首创了“三突出”的理论；主张将中西音乐元素融合于“样板戏”之中，以此拓宽京剧音乐的表现边界；他主持了第二批“样板戏”《龙江颂》、《杜鹃山》和《磐石湾》的创作与排练工作，并在艺术风格上进行了创新，例如在《杜鹃山》全剧中，采用了韵白作为对话形式。
1973年8月，于会泳荣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之职，随后被任命为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并实际负责全面工作；翌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成功当选为文化部部长。
会泳与江青大寨会面
自“四人帮”覆灭之际，于会泳即遭受了隔离审查的严酷考验。在审查过程中，他撰写了长达近十七万字的悔过材料，对曾紧随“四人帮”的行为深感懊悔。起初，他尚存一丝乐观，坚信自己未曾犯下大错，甚至曾保护过诸如浩然、汪曾祺等知名作家；那些事件不过是遵命行事，虽有过失，却非罪大恶极；而他参与创作的样板戏亦曾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赞许。
8月21日，他获得了返回家中的许可，以便取回部分衣物。他安抚妻子道：“审查结束之后，我会面临一定的处分，但预计并不会过于严厉，最坏的情况不过就是重返胶东故里罢了……”
8月22日，他获悉十一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对他的批判，犹如晴天霹雳，整夜未能入眠。
翌日，他主动向专案组表示认罪，并恳请与中央文化部工作组组长见面，以面对面地陈述自己的观点。然而，工作组回应称组长事务繁忙，无法抽空与他进行交谈。在此打击下，于会泳陷入极度的绝望与迷茫。看守人员随即向上级汇报了他的精神状态，上级的回复是：“务必提高警觉，确保安全。”但并未要求采取额外的应对措施。
8月28日的清晨，于会泳于院落中漫步，忽见厕所窗外摆放着一个瓶子，里面装满了消毒用的“来苏水”。他悄无声息地将瓶子移至自己日常洗漱之处。午休过后，他步入厕所，洗漱完毕，竟将“来苏水”倒入刷牙的杯中，随后用湿毛巾包裹，带回了自个的卧房。
会泳与江青合影
他向母亲、妻子与女儿留下了遗言：我因随“四人帮”而犯下罪行，深感愧疚于华、于党、于人民。我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唯有以死（后改为“长期”）方能洗清罪责……我对“四人帮”的仇恨与对自我的憎恶无以复加；我渴望摆脱过去的于会泳，彻底进行自我革新……
夜幕低垂，大约在八点钟光景，他一饮而尽约莫160毫升的“来苏水”。待到被人发现时，他已陷入昏迷，随即被紧急送往阜外医院进行抢救，但终因救治无效，不幸离世。
“因畏罪而自尽，与党和人民断绝关系。”1983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予以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其党内外的所有职务。张春桥母亲之死
1977年4月1日，张春桥的慈母宋蕙卿在上海不幸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张春桥的祖辈在清末担任过官职，其父张开益在家中排行第二。他原本考取了北京大学，却因家中有兄长已在京城就读该校，家境便未允许他继续深造。随后，他转而于山东求学，就读于一所医科大专，并曾担任高唐县国民党少校军医。日本侵华占领山东期间，他曾效力于日伪政权。随着日军投降，他接任了济南某家医院的院长一职。
张春桥的母亲，比父亲年长五岁，出自家境优渥的家庭，兄弟众多，因此备受宠爱，晚至适婚年龄方成婚。婚后，她以精明能干的姿态，操持家务，节俭持家，展现出了出色的家庭管理能力。
宋蕙卿育有六子一女，长子名为张春桥，次子张铁桥，三子张秋桥，四女张佩英，五子张月桥，至于第六子与第七子的名字则未能详考。
五十年代初，张春桥的父母曾短期居于上海。自他迁入康平路的市委宿舍后，便将双亲接至上海同住。
张春桥
自张春桥遭遇变故，其子张旗与弟张秋桥亦相继被实施隔离，接受审查。
张旗，乳名毛弟，诞生于1950年代初的上海，是张春桥唯一的子嗣。
张秋桥，生于1920年，于1937年12月抵达延安，其时间甚至早于张春桥两个月。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山东地区从事工作，曾担任罗荣桓的秘书。1955年，他被授予上校军衔，并于1963年成为《解放军报》的副总编辑，同时担任社党委的第一副书记。然而，在文革期间，他遭受批斗并被下放，直至1975年7月才得以“解禁”，并担任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副部长（而张春桥自1975年1月起则同时兼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张春桥被捕后，张秋桥亦被隔离接受审查，原因在于有人对他1976年9月前往北京郊区某坦克师“活动”一事表示怀疑。
此外，早在1974年3月30日，张春桥的胞妹张佩英不幸因一场医疗意外在手术台上离世，享年46岁。她于1948年8月投身革命事业，生前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教育革命组副组长、院机关党支部书记的要职。
张春桥被捕之后，宋蕙卿孤身一人迁往了东安新村。
三年前，她唯一的女儿不幸猝然离世，而她引以为傲的两个儿子也相继被捕，就连她的孙子亦未能幸免，被带走。这样的连番打击，让人难以想象，已届耄耋之年的宋蕙卿老人究竟承受了怎样的痛苦与绝望。
在翻阅叶永烈的《“四人帮”兴亡》以及郑重的《张春桥：1949及其后》等著作时，我未能发现有关宋蕙卿自杀经过的详细记载。
网络流传着一个凄美的传说：一位祖母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身边仅剩的百多元钱交给了前来探望的外孙女。祖母目送外孙女离去后，便选择了以生命终结这一悲剧。
本可免死。
这些人本可免死。
首先，罪行并不足以致命。尽管刘传新因背负血债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但王曼恬与于会泳所犯的乃路线之误，而张春桥的母亲则完全是无辜的。
其次，他们对于形势的判断出现了偏差。在文革期间，那一场你争我斗、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使得他们对未来充满了绝望。他们又怎能料想到：文革之后，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社会与政治环境逐渐变得宽松起来。
宋蕙卿老人未曾料想，儿子张秋桥与孙子张旗竟都能安然无恙。经过彻底的审查，并未发现张秋桥有任何不当之处。1984年，张秋桥以副军职身份荣休，2005年出版了自传体长篇回忆录《但求屹立天地间》，于2010年逝世，享年九十高龄。而张旗虽经过短暂的审查，同样获得了无罪释放的结论。
会泳未曾料想，即便身为杰出的音乐家，他的才华亦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1997年，《音乐人文叙事》杂志的创刊号中，刊登了他留下的宝贵遗作——《民族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时至今日，《智取威虎山》等现代京剧作品依然广为传唱，其唱腔早已成为经典。
1954年，会泳之女佳易降临人世。1975年，她成功考入总政歌舞团。然而，文革期间，她不幸受到波及，演出被迫中止。离开军队后，她一度陷入无家可归的困境，幸得中国铁路文工团伸出援手，却仍遭遇重重阻碍。在好友苏丹丹——叶剑英元帅的小儿媳、原总政歌舞团报幕员的帮助下，她写信向叶帅求助。叶帅得知此事后，亲自过问，使得佳易得以加入铁路文工团，成为一名独唱演员。她多次为影视剧献声，并发行了个人演唱专辑。1989年，她远赴澳大利亚，在悉尼定居。
即便刘传新背负着血海深仇，若非选择自我了断，亦有望接受相对公正的司法审判。
1979年，我国颁布了首部《刑事诉讼法》，此举打破了长达三十年的以政策为主导的刑罚决定机制，结束了“人治”的历史阶段，并正式宣布《惩治反革命条例》作废。
在1980年的金秋十月至十二月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两个犯罪集团中的十名首要分子进行了公开审判，审判过程亦同步进行了直播。此举为首次运用法律武器解决党内纷争，无疑标志着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1997年，我国正式施行了修订后的《刑法》，其中将“反革命罪”予以废除，并替换为“危害国家安全罪”。
2002年，在中共十六大上，明确提出：“必须持续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步进步，以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此举首次将“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为三大文明建设目标。
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依旧沿用了“政治文明”这一表述。
时代进步，步履维艰。
主要参考资料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一书，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
《血与火的历炼——施义之纪念文集》一书，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走向毁灭——样板戏主将于会泳人生沉浮录》一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公司2008年出版；作者戴家枋，曾任文化部教育司副司长；
《天津文革中的“二二一”事件》一文，载于《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作者王辉；
《诗人鲁藜》一文，载于《闽台文化交流》2011年第1期，作者蔡鹤影；
《于会泳浮沉录》一文，载于《党史博览》2011年第11期，作者艾英旭；
《为“四人帮”殉葬的公安局长》一文，载于《炎黄春秋》1994年第1期，作者蔡明忠；
《“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一文，载于《湖南文史》2004年第02期，作者蔡明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