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年代，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是谁？面对这样的提问，许多人可能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蒋介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时蒋介石担任的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而真正的国家元首则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此名或许鲜为人知，然而林森却以“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执掌我国长达十二年之久，被当时国共两党一致推崇为引领全民抗击外侮的最高统帅。本文将带您回顾同盟会资深会员、抗日先锋——林森的传奇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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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海少年：叛逆学霸变反割台先锋
1868年2月11日，林森诞生于福建闽侯，自幼在商人父亲林道炳的悉心规划下，于省城附中潜心攻读，追求学问。1881年1月，林森顺利完成培元学堂的学业，进而考入鹤龄英华书院，该书院正是现今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前身。
林森的一生中，其性格特征最为突出的便是那种柔韧中透露出刚毅。在日常生活中，他总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行事沉稳、从容不迫。然而，每当面临重大事件，他总能挺身而出，不畏强权，坚持正道，以刚毅的信念誓死捍卫自己的信仰与主张。
鹤龄英华书院昔为美国基督教会所办，强制推行宗教信仰。林森身为学生自治会会长，毅然挑战校方此举，认为有违“自由精神”，遂积极呼吁校政改革。不料，此举却使校方视其为眼中钉，甚至以退学相威胁。林森愤然辍学，回归家中，自学成才。
1883年，林森踏入台湾西学堂，即台湾电报学堂的校门。学成后，学校安排了工作，他被分配至台北电报局。由于闽台两地自古便是一家，林森在台北的生活颇为惬意，他有意在此安家。然而，在工作的首年，遵从父命，他返回福州与郑氏喜结连理，新婚燕尔仅三日，这位工作狂便毅然决然地重返台湾电报局，投身于他的工作之中。
林森心中所想，无非是辛勤工作，多赚些钱，以便早日能在台北购置房产，将妻子接至身边，共享天伦之乐。然而，新婚仅两年，郑氏便不幸患上了重病。林森急忙赶回福州照料，尽管焦急万分，却终究无法挽回妻子那日渐衰弱的性命。
郑氏离世之后，林森深陷于无尽的悔恨之中，自责于因工作繁忙而忽视了家庭，致使爱妻过早地离他而去。在悲痛之中，他立下了坚定的誓言：此生唯有她一人，今后绝不再娶。
1895年，清政府签订屈辱条约。马关条约台湾被迫割让予日本，激起了热血青年林森的愤慨，他痛斥朝廷的无能，指责其无故祸闽台两地，毅然投身于反割台的斗争中。林森与电报局的同仁、学堂的旧友共同组建义师，自制地雷等军火，加入刘永福将军的麾下，共同抵抗侵略者。黑旗军。
在那一刻，林森显露出了天赋异禀的领导风范。他曾指挥所辖的义勇军，在彰化八卦山与日军展开了长达三个月的激战。然而，这支由临时集结的民众组成的军队，终究无法与日本的正规军抗衡。在腹背受敌的困境下，全军不幸覆没，而林森则是九死一生，最终艰难地逃回大陆。
历经台湾陷落的惨痛一幕，林森对清王朝的失望之情深重，自此，他开始在福建与台湾之间往返，不遗余力地投身于反清的革命事业。
孤军奋战难以成就大业，林森在友人的推荐下，与孙中山建立了联系。两人意气相投，相见恨晚。林森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兴中会，从此开启了忠心耿耿地追随孙中山，坚定不移地投身民主革命的历程。
1899年春，林森遵照孙中山的亲自指令，成立了兴中会福建分会。至1902年，林森再次广泛吸纳了闽台地区的进步青年学子，于兴中会之外另行创立了旅沪福建学生会。这一团体较华兴会光复会成立得更早，堪称革命先声。随后，在1905年，旅沪福建学生会与兴中会成功合并，共同组成了中国同盟会。
在此期间，林森与流亡海外的孙中山有所不同，他始终坚守在国内，从事着一份份正当的职业。他曾担任过学堂教师、电报员、海关职员等职务，均以此为掩护，支持革命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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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历程：同盟会成员至民国首任参议长
1909年夏季，林森被调往九江海关任职，此行中他与吴铁城、蔡公时等革命先驱结为挚友。随后，他秘密成立了同盟会在九江的分部，特别关注并推动民众的扫盲工作，同时积极争取新军军官的支持，响应革命事业的号召。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烽火燃起，当喜讯传至九江，林森心中欣喜若狂。他采取了一系列贴近民心的方式，如张贴巨幅标语等，向民众热情宣传反清革命的美好未来。
江西巡抚冯如骥当时受命派遣军队赴武昌支援，途中部队抵达九江浔阳，途经阅书报社门前时，士兵们驻足观看林森张贴的革命标语。林森把握时机，安排人热情款待，耐心劝说道：“各位官爷，各位兄弟，请听我一言，切勿让汉人自相残杀。我们汉人理应团结一心，推翻外来统治。”此言一出，军心动摇，士兵们不愿再登船前往武昌。
10月23日，林森果断行动，携手新军第53标标统马毓宝，共同发动了九江起义，并最终成功组建了九江汉人军政府。九江起义的部署细致周全，过程中未造成任何人员伤害，城市秩序保持稳定，深受民众的喜爱。人们普遍认为，“此次九江起义的筹划，实乃林君之功”，“得益于事先获得的关员和西方人士的支持，使得起义的筹备更为顺利”。
11月中旬，林森肩负江西省的使命，远赴上海与南京，出席了中华民国的筹建会议。在此期间，他与来自其他省份的代表们共同商议，制定了相应的计划与策略。临时政府纲要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28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正式成立，林森的政治根脉重返故乡福建，以福建省议员的身份出席会议。翌日，被誉为“革命元勋”的林森凭借高票当选为民国首任参议院议长。履新后，他主持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矢志不渝地追求国家民主宪政的伟大理想。
然而，不久之后，为了促成清朝皇帝退位，国民党人不得不向袁世凯做出妥协，拱手相让大总统的宝座，参议院的全体成员亦匆忙赶赴北京办公。在与袁世凯的交往中，林森深信他必将走上军事独裁的封建旧路，与革命党人注定是两条道上跑的车，彼此格格不入。
4月29日，北京参议院举行了隆重的开院仪式。袁世凯莅临现场时，他“佩剑登场，气宇轩昂”，林森则坚决阻止，并要求他“卸下佩剑，以示尊重法治”，袁世凯最终不得不遵从。在开院礼的演讲环节，林森以刚正不阿的态度发表致辞，对武人干预政事的现象进行了委婉的批评，并恳切地希望大总统及各位执政者能将国家的未来命运置于首位。
会议结束后，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权位，提交了辞呈。辞去职务后，林森返回福建，遵循孙中山的指导，着手组建国民党的福建支部。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首届国会于北京隆重开幕。当时享有盛誉的林森作为福建省的民选参议员，出席了此次大会，并在4月25日光荣地当选为参议院全体委员会的委员长。
林森对新生民国的美好愿景是构筑民主宪政的政治架构。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他始终秉持坚定的立场，毫不留情地揭穿袁世凯所谓善后大计划的阴谋。他积极推动参众两院议员联名发表通电，坚决不承认政府违背大借款协议的行径。
林森在北洋系军人释放的死亡威胁面前，嘲讽回应：“宋教仁既已遭难，难道连我也得随他而去？你们的锐刃未必能斩断我坚定的意志。”
九月之际，鉴于对袁世凯专权的无法容忍，林森毅然决然地再次辞去职务，离开京城，重返福州。在反袁的二次革命遭受挫折之后，孙中山不得不再次踏上海外流亡之旅，国民党亦陷入内部分裂与相互推诿的困境之中。俗语有云，患难之时更能显现真性情。面对袁世凯的威胁与拉拢，林森坚定地拒绝，独自一人前往日本东京，去探望那位失意的孙中山。
林森慷慨陈词，誓言愿以生命相随，随即填写了入党的誓约，正式加入了中华革命党。此后，林森担任海外部长，远赴美洲，积极向华侨同胞宣传党的理念，并组织筹款与党务活动。孙中山先生曾不止一次地称赞林森，称其深明己意，热心公益，是难以多得的良朋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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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法征程：历经与袁氏的正面交锋，至远赴海外筹集资金的“三不议长”
1917年6月，孙中山带领海军驶向广东，揭开了护法运动的序幕。至同年10月19日，林森当选为军政府非常国会参议院的议长。此后，他执掌议长之职逾十载，被誉为“民国之御用议长”。
林森议长在国民党内部恪守“不争权夺利、不滥用威严、不结党营私”的三项信条，以身作则，频繁穿梭于广东、日本、南洋等地，为新建立的护法军政府积极筹集资金。
政治之核心，历来聚焦于三大要素，即金钱。林森更是暗中从日本购得一批飞机，运回广东，从而为护法空军建立了坚实的基石。
鉴于林森在海外募捐所取得的显著成果，孙中山于1918年4月再度委以重任，任命他为军政府外交部长。同年6月，陈炯明所率的粤军第一军发动了叛乱，成功夺取了广东。在此背景下，许崇智率领的粤军第二军虽努力平叛，但最终未能成功，只得退守闽南地区，继续坚守护法革命的根据地。
身为前闽浙总督的侄甥，辛亥革命在福建的领军人物，以及曾担任福建海陆军总司令的许崇智，在福建享有崇高的声望。然而，在林森面前，他总能自觉保持晚辈的谦卑之态，因此他主动将福建省长的位置让给了林森。
林森履新之后，力主军政要员恪守廉洁，以身作则，坚决拒绝修建省长公馆，常以轻简的随从出行，深入民间，细致体察民情，从而制定出五大新政，使一度陷入困境的护法军政府在福建得以稳固立足。1923年1月，经过充分休整的许崇智指挥军队从福建撤回广东，最终成功迎接孙中山回归执政，恢复国家大局。
孙中山将林森尊称为“护法功臣”，对他信赖之深仅次于胡汉民。因此，每当他离开粤北进行北伐，总会首先委派胡汉民留守广州的大本营，代行大总统的职权。若胡汉民随行，那么“监国”的重任便会落在林森的肩上。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召开，林森与胡汉民、汪精卫、谢持、李大钊一同担任大会的五大主席。尽管林森参与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然而他内心深处对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林森深受传统儒家思想与西方宪政理念的深刻影响，其政治网络以闽浙地区的士绅阶层及海外华侨商贾为坚实依托。其政治理想的核心本质为“精英共和主义”，这一社会基础使得他对农工政策持有一定的抵触态度。
在广东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林森于中央会议多次对“打土豪分田地”的激进做法提出质疑，认为此举将扰乱农村的稳定秩序。他曾明确表示，“赤色主义与我国党的民生主义实难相容”，并坚决反对工农阶级之间的斗争，力主实现社会各阶层和谐共融的“全民政治”。
一面是忠实追随的领袖，一面是坚守不渝的个人政见，兼具柔韧与刚毅的林森此刻陷入了犹豫与迷茫，只得在孙中山面前暂时隐藏起“清共”的真实意图。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于北京与世长辞。在此期间，林森，作为孙中山长期信赖的得力助手，全程参与了他的丧葬事宜。随后，林森被推选负责在南京紫金山启动中山陵的建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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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元老陷入困境：自西山“清共”始，直至隐忍避乱的“虚君主席”时期
孙中山逝世后，林森便无需再顾忌任何情面。1925年11月，林森与谢持、邹鲁等国民党右派同谋，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柩之前，擅自召集国民党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此即为“西山会议”。在该会议上，他们通过了清除共产党员及夺取国民党领导权的决议。
1926年一月，汪精卫与周恩来等领导在广州举办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对“西山会议派”进行彻底清算。会上，他们明确指出国民党第四次中执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系非法召开，并据此开除邹鲁等右派要员的党籍，同时，林森亦受到了相应的警告性处分。
实际上，众人对这位资深成员心存敬畏，既不敢也不愿对他下手。只要林森稍微示弱，哪怕是违心承认错误，事情便可轻易平息。然而，林森依旧坚守己见，坚决不肯屈服妥协，誓要将一条道走到黑。随即，他在上海召开了“新国民党二大”，自诩为孙中山政治理念的正宗传人，同时诬指广州方面是“含有赤党”的异端。
1927年，蒋介石与汪精卫先后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迅猛地剿灭共产党势力，国民党内的右翼势力感到极大快意。按照常理，一直坚定主张“清共”的林森在此刻应当欢呼雀跃。然而，蒋介石和汪精卫不仅转向了亲共立场，还残酷地屠杀了众多国民党左翼成员，这恰恰是林森所不愿目睹的局面。
自始至终，他仅主张清除共党势力，未曾意图对党内同仁采取极端措施，他毕生所追求与创建的政党，如今竟陷入内斗自相残杀的境地，令人不胜唏嘘。
在国民党内部出现严重分歧与激烈斗争的时期，南京、武汉、广州等地纷纷试图争取这位党内资深元老的助力，但林森选择缄口不言，独自隐居福建山林，致力于中山陵的建设。面对中山陵的设计图，他未曾预见到孙中山逝世后，党和国家竟陷入如此动荡。我们该如何是好？唯有天意可知。此后，林森更加深居简出，不再主动寻求掌握权力。
1929年6月，孙中山先生的遗体被迁葬至南京，林森先生以迎灵专使的身份，与主祭者一同踏入公众的视线。众人纷纷猜测，他或许将借助国葬孙中山先生之机，再次重返政治舞台。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祭葬仪式结束后，林森先生便再次选择了隐居。在当时的动荡时局中，沉默不失为一种明智的自我保护之道。
1931年二月，国民党资深元老胡汉民，因与蒋介石产生分歧，被软禁于南京汤山。蒋介石随后请林森接替胡汉民担任立法院院长一职，然而林森依旧保持其高洁的品格，以海外慰问侨胞的身份为由，将此重任转交给了邵元冲。
借胡汉民遭扣事件之机，陈济棠、李宗仁等反蒋势力在广州另起炉灶，设立国民政府，并宣告两广独立，从而形成了“宁粤对峙”的格局。林森虽常自称无党派色彩，然而他与胡汉民革命同行二十余载，关系深厚，因此两广的反蒋派擅自将其名字加入营救胡汉民、声讨蒋介石的通电之中。
6月2日，林森因被卷入通电弹劾蒋介石的事件，遭到南京方面的开除党籍，且被下令通缉。这可谓是“祸从天降，坐享其成”。身处海外的林森，未涉任何实权，却无辜承受了这突如其来的重创。
金秋十月，林森踏上归途，无论是为了个人名誉，抑或是国家的前途，此刻他不得不挺身而出，着手解决宁粤之间的对峙之困。凭借他这位资深政治家的身份，宁粤双方最终以蒋介石的辞职为筹码，达成了和解，饱受创伤的国民政府得以重振旗鼓，重归统一。
国家不能无主一日，蒋介石退位之后，谁能成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面对这一危机，林森以其超脱的元老身份，能够缓解党内的分歧，而他淡泊名利的态度也能防止权力过于集中。作为一个无党派背景的人物，林森是宁粤两派都能接受的理想人选。让他担任新任国家元首，以平衡各方利益，无疑是最佳选择。
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选举中，林森最终难以推脱，于1932年元旦正式宣誓就任国民政府主席一职。与往昔情形迥异，1931年12月新修订的《中央政治改革案》明确载明：“国民政府主席不负实际责任”，换言之，林森所担任的职务，实际上是一个名不符实的国家元首，这在中国政治历史上可谓是前所未有。
此“虚君”之位，无疑成了火山口旁的一块烫手山芋。林森在就职通电中，对于自己的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受命于彷徨之际，不敢有丝毫懈怠，勉力接受任命，暂且应对危急时刻。国家正面临深重灾难，外交手段受限，生怕一失足便跌入深渊。此刻，谋求全国团结之心切，时间紧迫，不容拖延，林森心中忐忑，唯有暂时勉力履行职责。
自孙中山先生逝世以来，政坛上争权夺利之风盛行，军阀之间的混战接连不断。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伺机而动，从东北至上海，两面夹击，我国这个脆弱的国家正面临内忧外患。林森深知，为了国家的存续，必须停止内斗，团结一心，抵御外侮。他明白，自己不能再以“隐士”自居，而是要迎难而上，奋发图强，竭尽全力支撑起危局，挽救摇摇欲坠的江山社稷。
即便身为国家之尊，林森仍坚守“三不”信条，在日常的言谈举止间，林森总能流露出道家倡导的清静无为风范。在着装上，他偏好简朴的黑色或蓝色大衣与长袍，头戴灰绒或黑色礼帽，始终保持着整洁、朴实的形象，却绝无任何奢华与艳丽之态。
在饮食上，他追求简约，偏爱清淡的素食，烟酒几乎不沾。尤其在国家多难之际，他更是以身作则，倡导节俭。至于居住环境，亦是追求朴素自然，“南京城贤街的故居狭窄局促”，“在洛阳的居住条件尤为简陋”，“抵达重庆后，最初住在李子坝，后来搬至歌乐山林园”，所居住的均为寻常百姓之家。
行走于外，他惯常孑然一身，除却司机相伴，鲜少携带随从。偶有闲暇，他亦喜欢漫步街头，与百姓闲话家常，态度亲切而随和，以致与他交谈过的人往往难以置信他竟是国家之尊。尤为有趣的是，林森对小馄饨情有独钟，时常悄悄避开部下，溜至街边摊贩处，大快朵颐一番。
蒋介石深恐这位宛如“镇国玉玺”的人形贵宾出现任何闪失，便强迫军统派遣一支专属卫队连负责严密守护，此举让林森甚感不悦，于是便停止了外出偷食的习惯。
林森对自己的角色有着清晰的认知。他曾向一位亲友坦露心声，比喻自己的地位犹如神龛中的神祇，备受崇敬，同时保持着庄重威严。尽管如此，他能够维护朝廷的庄重与家庭的安宁，但若神祇显灵，整个家庭将陷入慌乱，怪异之事频发。
他肩负起重返政坛的重任，并非着眼于个人功名利禄的追求，而是怀着为国家统一、政党和谐出力的志向，共同应对危机，克服时艰。因此，他立志成为一名德高望重的长者，身居高位却淡泊名利，恪守本分，不越雷池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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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此评论道：“林老此举乃是有意为之的无为之道。”若非此等有意为之的无为，仅凭一位淡泊名利的主席，亦难以确保其属下不会兴风作浪、揽权干预，进而引发府院之间的激烈斗争。
实则，林森并非如我们所预想的那般，处于蒋介石的强势操控之下，成为了一个傀儡，以皇帝之名号令诸侯。事实上，他自始至终未曾谋求实权，心甘情愿地秉持无为而治的理念，甘愿扮演一位无害的神祇，致力于维护国家的稳定。
在个人政治领域，林森秉持着清静无为的态度，然而在抗击日寇的战线上，他却表现出了极为积极的行动力。全面抗战历时八年，而局部抗战则长达十四年，但对于林森来说，他的抗战历程实际上始于1895年那场保卫台湾的战斗。
林森就任国民政府主席仅一个月，旋即向日本呈递国书，明确表示不予以承认。伪满洲国。随即发布了对溥仪的逮捕令，而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他就曾郑重呼吁：“保卫家园，方能守护国家；守护国家，方能保卫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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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旗帜：力挺西安事变，见证抗战到底的“精神标杆”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联手发动了西安事变，他们成功控制了蒋介石，并通过通电向全国发出团结抗日的强烈呼吁。西安事变爆发后，舆论界几乎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主流报刊纷纷发表一致谴责的文章，地方上的实力派人物也纷纷向中央发电，主张对张学良进行讨伐。甚至苏联的《真理报》也发表了评论，指责张学良为叛逆，称其被日本势力所利用。
林森独树一帜，于公开演说中首次代言国家政府，力挺东北军立志洗刷耻辱，此言更契合人伦与天道。他坚信西安事变的初衷是出于爱国情怀，这一立场在当时的强烈谴责声中显得尤为难得。
12月13日，林森以国家元首之尊，出席中央党部联席会议，毅然扣留了何应钦的出兵命令，力主寻求和平解决之道。到了12月25日，蒋介石在历经艰险、九死一生之后，带着“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抗日”等六项主张回到南京。他刚一下飞机，便忍着腰痛，向前来迎接的林森深鞠一躬，以示诚挚的感谢。若非林老在南京坚守阵地，积极倡导和平化解，他恐怕早已在西安将生命奉献给了历史。
张学良一心抗日雪耻，林森对其亦有意偏袒。于是，在1937年1月4日与2月18日，林森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接连颁布赦免令与复权令，然而蒋介石却并未真正执行，反而将张学良长期软禁。此事亦暴露出林森终究不过是一尊象征性的吉祥物，党国的生杀予夺大权，实乃由掌握军事大权的蒋委员长一手掌控。
自七七事变爆发，林森先生振臂高呼：“全民齐心，全力抗敌，捍卫国家独立，守护民族生机。”同年十月，国民政府西迁至重庆，11月，林森先生抵达四川，受到了十余万民众的热烈欢迎。随后，北平与南京相继成立了傀儡政权，林森先生随即发表严正声明，对汪精卫等汉奸头目进行通缉。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林森虽言辞坚定，与汉奸势力决然对立，然而汪精卫一众竟非但不记恨于他，反而在成立伪国民政府之后，尊称他为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心中不禁既悲且喜，他的国家元首身份竟如此受欢迎，宛如南京与重庆两地的共同明灯，照耀着这片土地。
在全面抗战初期，我国军队遭遇连连挫折，民众情绪一度低沉。林森先生独具远见，坚信唯有持久战与消耗战才能扭转乾坤。在那个充满挑战的抗战岁月里，他常以沉静的嗓音通过广播，对全国同胞进行安抚与激励，鼓舞人们奋发图强，自力更生。
同时，他借鉴了早年革命时期在海外筹集资金的经验，积极寻求国际间的广泛联合，并作为中国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对欧洲人民抵抗法西斯主义的英勇斗争给予了有力的声援。
终至日本发动对珍珠港的偷袭，战火波及至太平洋。1941年12月9日，林森紧跟美国之后，代表我国向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国正式宣战，并特别强调我国与英美等友邦的紧密联系，将我国的抗日战争提升为全人类为和平与正义而奋斗的事业。
为了传承民族精神，林森特别重视对抗日烈士的慰藉工作，亲自主持了衡山忠烈祠的建造，并为谢晋元等英勇烈士题写挽联，以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缅怀。
林森不仅致力于上述的口头宣传，更以实际行动践行其信念。正如前文所述，林森在妻子不幸离世后，未曾再娶，终其一生未曾有亲生子女，因此他将侄儿林京收养为子。
林京的个性与林森如出一辙。他曾就读于山东齐鲁大学，却因与林森少年时代相似的学潮事件，不幸被学校开除。随后，林森予以关照，将他推荐至北京辅仁大学继续学业。不久之后，他又得以赴美深造，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
1937年，林京学成归国，时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林森本有充足的能力为这位养子谋取一份少将军衔或是省厅要职。然而，他却选择将林京托付给了傅作义将军，让他从绥远省政府的英文秘书一职起步。
全面抗战爆发之际，华北地区首当其冲，众多达官显贵纷纷南迁避难，然而林森却毅然决然，坚持让儿子林京随傅作义将军行动，他先后参与了诸多战斗与行动。忻口在太原保卫战的激战之中，1937年11月，林京指挥晋军一支精锐小队成功突破日军的重重包围。然而，在夜幕降临，部队临时驻扎休整之际，不幸遭遇了一群溃散的国军士兵，他们残忍地将林京及其部下杀害，并将所获财物洗劫一空。
国家主席之子牺牲在抗战前线，举国为之震惊，但也从中深切感受到了林森抗战到底的决心。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如愿缔结后，林森致力于凭借中国在远东战场的功劳，废除先前与美国、英国等盟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1943年1月，历经艰辛的外交斡旋，国民政府成功签署了中美、中英的新约。林森先生欣喜若狂，遂于5月10日特别邀请宋庆龄、于右任等国民党资深元老，共同合影留念。
活动落幕之后，林森依旧乘坐车辆返回官邸。不幸的是，司机在行驶过程中出现了失误，车辆在化龙桥附近撞上了电线杆。林森的头部撞击到了车身，身体随之感到不适，但他并未对此过分在意。
5月12日，林森原定于这一天接受挪威大使呈递的国书，然而不幸在途中晕倒，随即被送往医院紧急救治。经过医生的诊断，确认他两天前遭遇的车祸导致他发生了脑溢血。经过一个月的精心治疗，林森的意识逐渐恢复，病情也呈现出轻微的改善趋势，于是他返回主席官邸，继续静养。
自林森受伤以来，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等国家的元首纷纷发电报表示慰问。周恩来同志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代表中共中央前往探望。他还细致地提出建议，对林森官邸附近的成渝公路进行道路整治，以降低汽车噪音，确保林森能够得到宁静的休养环境。
此后，林森的病情始终起伏不定。进入七月，林森深知生命之灯即将熄灭，遂竭尽所能，留下了呼吁国共两党携手抗日的重要遗言。7月21日，林森的病情再次恶化，陷入了深度昏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重庆的中央委员和各院院长陪伴在他身边，他郑重嘱托蒋介石等人务必收复台湾，即使个人情感交织着国耻与家仇，这也成为了他一生的牵挂。
截至8月1日的19时04分，林森先生走完了他75载的人生旅程，停止了呼吸。林先生的离世，令全国范围内暂停了娱乐活动整整一个月，政府机关连续下半旗致哀亦达一个月之久，而民间亦下半旗表示哀悼两天。此外，中央广播电台不断播放林森先生于1943年元旦所发表的坚定抗战至最后的演说录音，以此传达这位国家领袖对全国同胞坚守抗战信念的遗教。
林森先生在弥留之际，留下遗嘱，将存于国家银行的五十万元棺材本悉数捐献，以成立教育基金，致力于培养战后国家重建所需的青年人才。
林森先生仙逝之后，当局对其遗产进行了细致盘点，结果显示，除了那笔50万元的存款之外，他的遗物仅限于庐山、重庆等地的物业，以及若干件古董字画与朴素的衣衫。这无不彰显出他廉洁的品格。
谈及古董字画，其中亦颇多趣味。林森尤其热衷于以低廉的价格购得赝品，随后亲自题字“林森收藏”，再将这些物品转手卖给文人雅士、政界要员以及社会名流，借此筹集抗战所需资金。
然而，林森未曾料及的是，在他离世不久，随着货币贬值，特别是金圆券的过度发行，他历尽艰辛积攒下的五十万元巨额财富，短短几年间便沦为废纸。至1949年，这些钱连几斤米都难以购买，最终，那些存据仅被陈列于博物馆，成为了一项纪念性的文物展览。
不过，蒋介石倒是没忘记林森临终前对光复台湾这毕生夙愿的嘱托，日后确实是将台湾收回来了，但不久又把大陆给失守了。迄今，台湾仍有许多县市与乡镇还保留“林森路”或“林森街”之名，谨以缅怀纪念这位终生保台抗日的老革命。
“此乃抗战期间，全国人民最为痛心的时刻，堪称国父逝世后我国遭受的最大损失。”
林森，便是这般人物，生前与身后，均以谦逊自持，心系国民福祉。他深知，只要国家得以复兴、统一，能够抵御外来侵略，实现持续发展，便已无需其他怨言。这种柔韧中透出刚毅、顺应自然、以他人为重的品格，既是对道家哲学的深刻诠释，亦是对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理念的纯粹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