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白了，任何一个走到悬崖边上的创业团队，都会面临一个终极问题：当猎头和讨债的一起堵门时，谁留下来断后，让CEO带着核心代码和唯一的产品经理跑路？
这听起来很资本，很冷血，甚至有点不讲武德。
但这就是生存。
1934年底，长征初期的红军，就是这么个快要破产的创业团队。
而那个被留下来、用命去填窟窿的部门，叫红34师。
一支由6000名福建闽西老铁组成的队伍，装备烂到像是从村口械斗现场捡来的，却接到了一个堪称“地狱级KPI”的任务：在湘江边上，顶住几十倍于自己的“债主”，眼睁睁看着“公司主力”过河跑路，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他们的结局不是战败，而是被系统性地、有计划地“清零”。
他们是那场伟大逃亡中，被主动献祭的成本。
魔幻的是，这支几乎被历史遗忘的“炮灰部队”，其毁灭的巨响，却意外地成了整个公司起死回生的扳机。
我们得先搞清楚，红34师到底是个什么“配置”。
如果说红一、红三军团是公司的“核心研发部”和“王牌销售部”，那红34师，撑死算是个刚由三个地方保安队合并过来的“后勤兼行政部”。
人员构成？
90%以上是福建龙岩、长汀的矿工、佃农、烧炭工。
优点是身体壮、特别能吃苦，缺点是……除了能吃苦，好像也没啥了。
他们的装备清单，简直是对“军队”这个词的侮辱。
全师6000号人，塞了半天牙缝才凑出3000多条枪，里面一半还是只能听个响的土铳和鸟枪。
子弹？
平均每人不到5发，打完就得切换到冷兵器模式。
重机枪？
两挺，估计还是宝贝疙瘩，平时得供起来。
至于火炮，那是想都不要想的奢侈品。
很多人脚上蹬着草鞋，肩膀上扛的不是钢枪，是梭镖、是竹矛，甚至是扁担。
这哪里是军队，这分明就是一支拿着生死状的武装讨薪队。
他们的“部门主管”也很有意思。
师长陈树湘，29岁，湖南人，上过井冈山，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进修过，算是根正苗红的技术骨干。
性格是典型的不爱说话，但干起活来往死里卷的那种。
政委程翠林，当过小学老师，特别会做思想工作，人送外号“程妈妈”。
一个狠人，一个暖男。
就是这么个奇葩组合，带着这么一支“丐版”部队，被公司最高层——中革军委，扔进了一个必死的局里。
1934年11月25日，一份命令下来了，写得清清楚楚：红34师，给我在灌阳北边死死拦住桂军，保证整个公司大部队的右翼安全。
等大部队过完湘江，你们再动。
翻译一下就是：你们是防火墙，是保险丝，是那个注定要被烧掉的部分。
你们的任务就是燃烧自己，为服务器的顺利迁移争取时间。
至于你们自己能不能跑出来？
文件里没说。
更骚的操作还在后面。
由于电台在战斗中损坏，当12月1日主力部队全部渡过湘江后，那封至关重要的“任务完成，可以下班了，赶紧跑路”的邮件，红34师压根就没收到。
于是，在主力已经消失在地平线后，这支被遗忘的部队，还在原地死磕。
整个过程，惨烈到不像打仗，更像是一场单方面的屠宰。
第一阶段，叫新圩阻击战。
地点开阔，没山没险，敌人飞机大炮开路，步兵跟潮水似的往上涌。
红34师的兄弟们能干嘛？
把老乡家的棺材板、门板拆了当掩体。
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
石头没了，就抱着敌人一起滚下山。
一个班守一个山头，打到最后，只剩下一个断了腿的。
三天，仅仅三天，6000人的队伍就报销了一半。
政委“程妈妈”，被炮弹直接命中，连块完整的布料都没留下。
第二阶段，水车断后。
主力开始过江了，34师奉命转移到水车阵地，继续当“门神”。
这时候，北边的湘军、南边的桂军、东边的中央军，三方“债主”已经完成了商业合围，把门彻底堵死了。
师长陈树湘的命令简单粗暴：“人在阵地在！”战士们饿着肚子，炊事班把最后的青稞面煮成糊糊，一人一口，算是最后的晚餐。
第三阶段，孤军求生。
12月1日夜里，主力终于跑完了。
红34师还剩下一千来人，被包在一个铁桶里。
他们想突围，想回家，可所有的路都被堵死。
在湖南道县，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肠子都流出来了。
警卫员拿绑腿给他一圈圈缠住，抬着他走。
最后被民团包围，他把战友推开，说你们快走，我目标太大。
然后，他被俘了。
接下来的故事，堪称魔幻现实主义。
敌人要把这个“大官”抬去县城领赏。
走到半路一座庙前，陈树湘趁看守不注意，把手从伤口伸进自己的腹腔，抓住流出来的那截肠子，用尽最后的力气，猛地一绞。
他把自己给“掐死”了。
他用最极端的方式，完成了最后的抵抗——拒绝成为敌人炫耀的战利品。
敌人气疯了，割下他的头，挂在他老家长沙小吴门城楼上。
那个地方，是他妈每天买菜都要经过的地方。
剩下的战士呢？
要么战死，要么被俘后被集体处决。
桂军把几百伤员关进祠堂，一把火烧了。
湘军把俘虏绑在树上，当活靶子练刺刀。
6000人，除了团长韩伟等极少数人跳崖捡回一条命，整个“部门”被彻底裁撤。
从公司的角度看，这场交易是“成功”的。
用一个非核心部门的代价，保住了CEO和核心技术团队，为日后的翻盘留下了火种。
周恩来后来心痛地说：“我们损失太大了！”毛泽东则沉默了很久，只说了一句：“今后，再不能这样打仗了。”
这句话，才是关键。
红34师的覆灭，就像一记最狠的耳光，抽在当时瞎指挥的“项目经理”脸上。
它用6000条命证明了：靠着地图和想当然去管理项目，最后的结果就是灾难。
正是这场灾难，直接催生了后来的遵义会议——那场真正意义上的“公司重组大会”。
会上，之前的瞎指挥被彻底批倒，新的CEO毛泽东正式上台。
你看，这才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一个被当成弃子的部门，用自己的全军覆没，换来了整个公司的路线修正和领导层更迭。
他们的血，成了新战略的奠基石。
他们用死亡，为公司续了命。
很多年里，红34师就像一个被删掉的文件夹，没人提起。
直到80年代，幸存的韩伟到处奔走呼吁，才让这段历史重见天日。
今天，在湘江战役纪念馆里，你能看到他们留下的遗物：生锈的梭镖，带弹孔的绑腿，半截皮带。
在广西灌阳，当地老百姓自发建了一座“红军墓”，碑上只有一行字：“你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
这，或许才是对那场残酷“交易”最真实的注脚。
他们是代价，也是希望。
他们的牺牲，不是为了胜利，而是为了让其他人有机会去争取胜利。
向这群被历史“成本核算”掉的英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