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7年秋天的那段日子，山西五台县南茹村的一间普通农家土房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刚刚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华北军分会）的书记，此刻正专注地盯着军事地图陷入深思。这四万八千多的八路军战士的命运都牵扯在他手中，他必须在日本军队铁蹄下，为这支人民军队开辟出一条生路。很多年以后，他的这番思考不仅对华北抗日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也为战后取得更大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战略调整，从正规作战向游击战转变
在第一次军分会会议上，朱德提出要敢于抛弃“正规军”作风，强调以群众动员为核心，主要依靠游击战法。这一判断显示出很强的前瞻性。当时，国民党军正与日军在阵地战中节节败退，而朱德却看到了另一条获胜的路径。他创新性地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在《论抗日游击战争》中深刻阐述：“抗日游击战争的本质是群众运动，需要巧妙结合军事行动和政治斗争。”
抗日战争刚开始时，中国的战局从国内革命战转变成民族抗战。经过国共两党的商议，八路军成为抗战的主要力量，渡过关卡后挺进华北战场。那个时候，朱德作为八路军的总指挥，是最合适的人选领队出征，而根据中央的决策，他还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华北军分会）的书记。要在日占区有效打击敌人，同时把华北地区建成坚实的反抗基地，朱老总用他那深邃的眼光，把华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一体统筹，开展了多方面的实践，充分展现出一个战略家的“打”和“谋”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
三大战略：打稳抗战根本utanga diversion
在朱德的带领下，华北军分会做出了重要安排：一方面，把指挥体系统一起来，采用“品”字形的布置，像115师向晋东北进发，120师前去晋西北，129师则挺进晋东南，这样一来，彼此之间形成了互相制衡的局势。另一方面，还提出了新颖的作战思想，强调“基本上是游击战，但在有利条件下，也要进行运动战”，为部队的行动指引了明确的方向。
朱德更有远见的地方在于他能和毛主席的明智见解相结合，迅速在华北布局和建立起根据地体系，到1938年头，他已经建立了晋察冀、晋西北和晋冀豫三块重要的战略根据地。朱德一直强调：“建立根据地不是为了占山为王，而是要成为发动群众、储备力量的战略据点。”事实证明，朱德的思想和做法为最终的胜利铺平了道路，也为后来推翻蒋介石的专制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危难之中，坚守的核心力量便是那“砥柱中流”，真正考验的时候到了，才能看出谁才是真正的栋梁之才。
1938年2月，日军调集三万多兵力，分成九路大举进攻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当时只派了两连的警卫部队，局势非常危急。在武乡县的农家院落里，朱德分析了战局：“日军来势汹汹，不过他们兵力分散，我们可以采取‘以散制散’的策略。”在他的指挥下，各部队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战术，不但成功摆脱包围，还找准时机歼灭了敌人四千多。这场胜利验证了朱德的战略眼光，大大振奋了华北军民的抗战意志。
1940年以后，日军加强了经济封锁，朱德想出了个创新的办法——“屯田”。在南泥湾，他和战士们一块儿开荒种田。咱们都一样，都是革命战士，朱德边劳作边说，国民党要把我们困死，我们偏偏要活得更潇洒点！到了1943年，根据地的部队靠自己动手，粮食和衣服都自给自足，彻底挡住了日军的经济封锁，也瓦解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裂痕。
在历史上留下了不灭的足迹，被誉为奠定未来的基石。
在朱德带领华北军分会的那段三年（1937-1940），八路军的规模从4.5万壮大到超过40万人，还建立了四个战略区，解放了将近一亿人口。这些成绩都归功于朱德高超的战术指挥能力。他不仅巧妙地贯彻党中央的决策，还培养出一批能自主作战的指挥干部，形成了“形散神不散”的指挥体系，为后续的解放战争打下了坚实基础。1940年5月，朱德接受任务返回延安。临行时，他在太行山眺望曾经战斗的土地，跟送行的干部们说：“我们在这里种下的种子，必定会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