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陈寅恪：自由挥洒，独立成文陈寅恪之死
自由笔墨，独立文章，陈寅恪之死。,
陈寅恪：自由笔触，独立文风
作者：卡咪娜、吕月华
陈寅恪（1890-1969）
字鹤寿，江西修水籍。身为近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及语言学家，他早年远赴日本及欧美各国深造。足迹遍布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以及美国哈佛大学。1925年，鹤寿先生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一职。在抗战时期，他曾在西南联合大学、香港大学、广西大学和燕京大学任教。1946年，鹤寿先生重返清华大学，继续其教学事业。1949年，他南迁至广州，成为中山大学的教授。鹤寿先生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隋唐史、蒙古史、西域民族史、宗教史以及古典文学等多个领域均取得了精湛的研究成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为相关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近现代国学研究领域，一位杰出的学者身影不容小觑。他虽未以显赫的学历著称，却凭借深厚的真知灼见，登上了清华大学的讲坛，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等一同被誉为清华大学百年史上的“四大哲人”。同时，他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前辈史学四大家”。陈寅恪先生博学多才，通晓中西文化，精通十余种语言，毕生致力于史学研究，涉猎广泛，在史学、语言学、宗教学等多个领域均取得了卓越成就。他的卓越史识和严谨考据能力，深受国内外学界的推崇。他就是现代历史学、古典文学、语言学、诗歌研究领域的巨匠——陈寅恪。
清光绪十六年，即公元1890年，陈寅恪诞生于湖南长沙的一户显赫官宦之家。他的祖父陈宝箴深得曾国藩的赏识与提拔，官至湖南巡抚，为三湘百姓提供了坚实的庇护。而他的父亲陈三立，虽在官场未能得志，仅担任一个无编制的“吏部行走”，却在文坛上独树一帜，与谭延闿、谭嗣同齐名，被誉为“湖湘三公子”，并享有“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的美誉。然而，戊戌变法的挫败，使得这对心怀家国、志在经世致用的父子一同遭遇贬谪，家道随之衰落。
无论历经怎样的风雨变迁，陈家在子女的教育上始终未曾有所懈怠。陈寅恪自幼在家塾中接受启蒙，研习四书五经、算学等知识；少年时期，祖父离世，陈家迁往南京，家中设立了思益学堂，他得以接受国学名师刘翼谋、周大烈等人的教诲，从而为国学奠定了坚实的根基。对知识的敬畏、严谨的学风和开放的心态，深刻塑造了他的学术理念，并转化为生命中的力量，影响了其后的家庭教育。尽管他的三个女儿并未追随他的足迹投身史学研究，但在独立思考、自主发展的教育理念指导下，她们分别在医学、园艺和化学领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发展方向。
自12岁那年踏足日本，陈寅恪便开启了其漫长的留学之旅。在这段旅程中，他穿梭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和美国等地，既有自费留学，也有公费资助。在这期间，他不止一次因疾病或战事而返回祖国。尽管世事多舛，他却对知识如饥似渴，广泛涉猎东方古文字学、中亚古文字学等领域。他先后精通了梵文、巴利文、波斯文等八门外语，尤其对梵文和巴利文有着深厚的造诣。然而，即便归国，他亦未曾获得任何一张文凭。对于这一点，陈寅恪曾言：“考取博士学位并非难事，但将两三年的时间耗费在一个课题上，不如用同样的时间去获取更多的知识。”但更重要的是，他游历了三大洲，最终将东方学带回了自己的祖国。
1925年，陈寅恪归国之际，正值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并引入导师制度。研究院主任吴宓与梁启超携手举荐，力邀其担任导师。翌年，36岁的陈寅恪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被聘为研究院导师，被誉为“清华三巨头”。随后，顺应时代变迁，他先后担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务。然而，他更多的是在西南联合大学、香港大学等众多高校间辗转。直至1949年前后，他来到广州，在广州岭南大学（后并入中山大学）任教，直至1969年逝世。他人生的最后二十年，始终留在了广州。
在教学中，陈寅恪秉持着一种开放的心态。他坚信，问答式的笔试并非检验学问的最佳途径。他坚决摒弃让学生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更是对“填鸭式”教育持强烈的反对态度。相反，他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强调论文写作应融入新资料、新观点。他的授课总是以充分的论据为支撑，循循善诱，不仅吸引了学生们的热情，连朱自清、冯友兰等众多教授也纷纷追随，因此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而一代学术巨匠季羡林也曾明确表示，他之所以从文学转向东方学，正是由于旁听陈寅恪先生的课程，深受触动而决定。
陈寅恪著作选
在学术界，陈寅恪的成就可谓是多维而丰硕。他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宗教史——尤其是佛教史——西域诸民族史、蒙古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论等领域，均有着举足轻重的贡献。尤其在隋唐史和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上，他不仅在前沿领域多有开疆拓土之举，其研究方法与结论亦多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和持续的思考。陈寅恪从等级、宗法、民族和宗教这四大显著特征入手，将政治史与文化史的研究推向了新的深度。遗憾的是，由于战乱等诸多原因，许多著作已遗失或损毁。现存的作品中，有《魏晋南北朝史讲义及杂稿》等，尚可供后人借鉴与学习。《隋唐制度略论》《隋唐政治史述论稿》
陈寅恪秉持“在史中求识”的治学宗旨，不仅继承了清朝乾嘉时期学者治史时重视证据和事实的传统，更借鉴了西方的“历史演进法”，从而创立了独树一帜的严谨考证方法。他的成就超越了乾嘉学者，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的历史考据学。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曾如此赞誉：“陈先生的学问，堪称近三百年来独一无二。”在《史家陈寅恪传》一书中，作者汪荣祖公正地评价道：“陈寅恪在现代中国史学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影响力亦波及海外。陈氏的著作，与乾嘉时期学者的作品相似，多属于考证、疏证、笺证、考释等类型，而非系统性的史学论述。”
陈寅恪的一生充满波折，尤其是早年留学期间所遭遇的眼疾，为他晚年的失明埋下了伏笔。然而，即便在人生最为艰难的晚年时光，他仍能在孤独中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创作出长达80万字的巨著《柳如是传》。在这部描绘晚明青楼女子故事的著作背后，蕴藏着学者深沉的社会抱负和对时代的殷切期望。它不仅展现了一代儒者以天下为己任的宏伟抱负，更体现了唤醒民族精神和士人精神的迫切愿望。
史去哲思启。
原文收录于《中华英才》半月刊2023年第十九至二十期。
陈寅恪之死
李 舒
自1966年起，“三百年来学术翘楚”的陈寅恪先生，心中始终萦绕着一个未解之谜。
疑问在他心中愈发强烈。
他不敢随便询问。
他仅敢向自己的助手黄萱询问，自文化大革命伊始，黄萱便被驱逐，若她欲探望陈寅恪，须先向历史系的当权者提交申请，并获得许可方可造访。在一次拜访中，陈寅恪询问她：
什么是“反动”？
黄萱无言以对。
此刻，陈寅恪已被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标签。学术权威之名他有所耳闻，然而，究竟何为反动？
他想不明白。
一
1966年冬天开始，陈寅恪开始写一份又一份的书面检查交代，检查写好交上上去，被批为“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的罪行交代不彻底”，再重新补充交代。
那支曾挥洒《柳如是传》如椽巨笔的妙手，如今每日所书，不过是检查与检讨的文字。
他曾是陶铸的保护神。
“对于诸如陈寅恪、姜立夫等顶尖知名学者，他们在生活中所遇到的特殊需求和困境，均由省委全权负责予以解决。”
若你如同陈寅老那般，双目失明，双腿残废，却能笔耕不辍，著述等身，且才华横溢，自当赐予你三位护士的悉心照料。
1966年五月，陶铸自中南局第一书记的职位上调任中央，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一职，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八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再度获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并在中央领导机构的改选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列毛泽东、林彪之后，排名第四，仅次于周恩来，成为党内公认的“第四号人物”。
陶铸
这位老者似乎无所事事，却住着最舒适的住所，享用着最优质的美食，领着最高的薪酬，这一切无不依赖于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付出。
陈寅恪迫于无奈，只得与妻子共同对这些大字报作出解释。1966年7月30日，他致函中山大学保健室主任梁绮诚，毅然决然地拒绝继续享受公费医疗待遇，以此作为捍卫自身清白的抗争手段。
自1966年8月1日起，所有我日常所需的药品，均需本人全额承担费用。其中，部分药丸可在市区内自行购买。至于其他药品，如水剂药品——包括‘稀盐酸’、‘必先’、‘薄荷水’、‘灰溴’以及我校所提供的安眠药等（若遇紧急情况所需药品一时难以购得），则需由保健室提供，并请悉数自付费用。至于消毒用品，诸如纱布、棉签等，将由保健室负责消毒，费用亦请酌情支付。
远在北京的陶铸曾致电广东省委，在通话中提及陈寅恪，强调“对其待遇应维持现状，不得有所变动”。
这标志着陶铸先生对陈寅恪先生问题的关注与指导，在其一生中画上了句点。
1967年1月4日，陶铸遭受江青、陈伯达等人的公开抨击，被打倒。远在广东的陈寅恪，陷入了无望的困境。众多造反派纷纷登门，逼迫他交代与陶铸之间的所谓“黑关系”。与他交好的南开大学副校长陈序经，因被怀疑为“美国特务”而遭受专案审查，于1967年2月因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造反派坚称其是因畏罪自杀。陈序经在中山大学收藏的三千余册珍贵书籍，被学校后勤部门当作废纸出售给废品回收站，所得款项仅有壹佰贰拾柒元零贰角。
一、我一生的所作所为，未曾损害过人民的利益。四十年间，我致力于教书育人和著作研究，从未涉足过实际事务。
二、我与陈序经教授之间的关系，仅限于一位校长与一位年迈且体弱多病的教授之间的交往，并不算紧密。自从二十余年前双眼失明，六年前的截肢以来，我鲜少外出探望他人。
三、我已将个人所有的社会关系详尽地报告给了中大组织。
字字显老头硬骨。
陈寅恪很快便被大字报的狂潮所淹没。据目击者所述，批判陈寅恪的标语贴满了他所居住的东南区一号楼房的每一面，那白纸黑字的大字报与楼体上原本鲜艳的红色砖墙形成了鲜明对比，使得整座楼房显得阴霾而恐怖。每当风起，那些大字报便如同一面面飘摇的白幡，仿佛在召唤亡灵。甚至有一段时间，这些标语贴得如此之近，竟然触及了陈寅恪的卧床。
陈寅恪的藏书、手稿以及二十余封祖父陈宝箴的亲笔信件，以及妻子唐筼遗留的金银饰品……无一幸免，尽数被掳掠而去。
有人言，相较于其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遭受的殴打与踢踹，陈寅恪本人所受的打击实属有限。然而，事实的真相却是，替他承受打击的，正是他的夫人唐筼。
二
陈寅恪与唐筼堪称大龄单身未婚人士的典范搭配。1926年，年满三十五岁的陈寅恪完成了海外的学术之旅，回国后便受聘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一职。他在此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齐名，被誉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初踏清华校园的陈寅恪，由于尚未成家，学校特地为他安排了工字厅的单身宿舍。然而，陈寅恪却对那冷清的环境颇感不适，遂选择寄居在同事赵元任的家中，日常饮食亦在赵宅共餐。
“我渴望拥有一个家，却不想踏入婚姻的殿堂。”
然而，若是总是如此，确实显得有些不顾分寸。于是，便产生了以下对话：
杨步伟：“这样不行。”
陈寅恪言：“纵非长久之计，然现时亦颇感快慰。家室之设，实则增添诸多烦忧。”
赵元任闻言，不禁放声大笑，言道：“怎能让我妻子同时操持两处家务呢！”
杨步伟热心肠，一有牵线搭桥的念头便付诸行动。她选中了清华大学体育教师郝更生的女友高仰乔的义姐唐筼，唐女士出身于书香世家，与陈寅恪家世相当。于是，杨步伟便鼓动陈寅恪与唐女士进行交谈，每次对话往往持续半日之久。某次，陈寅恪从与唐女士的交谈中归来，对杨步伟感慨道：“今日与唐女士畅谈许久，现已疲惫不堪。”杨步伟回应道：
尚未达到真正的筋疲力尽，却已感到了极度的疲惫。
首先，爱情之极致，乃是无缘无故地悬想某人，甘愿为其赴汤蹈火，如《牡丹亭》此乃杜丽娘之列；次之，为与某人久交情谊深厚，却未曾共度春宵者，如宝钗与黛玉是也；再次之，乃是一度携手枕席，却终生铭记于心，如司棋与潘又安；又次之，则为结为夫妇，终身相伴，未曾有出轨之念；而最末者，则是随意交合，只图一时之欢，毫无情感可言。
结为连理，在爱情等级中仅居第四，因而显得并非必需，亦不令人过分憧憬。然而，恰在此时，陈寅恪的母亲俞氏不幸仙逝，父亲陈三立便多次敦促他早日完婚。唐女士出身名门，与陈寅恪亦谈得投机，两人实乃佳偶天成。于是，在1928年7月15日，陈寅恪与唐筼在赵元任的家中，举办了一场简约而朴素的订婚典礼。
陈寅恪38，唐筼30。
唐筼
婚后，陈寅恪立志投身于学术研究，将毕生精力倾注于学问之中，将所有家务琐事悉数托付给了妻子唐筼，尽管她并不熟悉日常的柴米油盐。唐筼勤学苦练，学会了烹饪、养花、耕种与育儿，同时巧妙地处理着大家庭的复杂人际关系。她的聪慧与智慧，全然奉献于照顾丈夫。
陈寅恪偏好面包，唐筼便亲手打造了烤面包架；鉴于陈寅恪体态较弱，需饮用牛奶与羊奶，唐筼特意购置了一只初生的黑山羊。每日清晨，她先将母羊系于柱旁，仔细清洗其乳头，而后半蹲在地，将碗稳妥放置于地面，接着俯身以双手轻柔地挤取羊乳，直至一碗羊奶缓缓聚满。在这个过程中，她已感到头晕目眩。
抗战岁月行将落幕之际，陈寅恪因长时间用眼过度，视力急速下降，直至视网膜脱落，不幸步入中年便失明。在此艰难时刻，唐筼以柔肠寸断的体贴与关怀，抚慰着丈夫的身心创伤。她悉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操持家务，查阅文献资料，朗读报纸，乃至承担起家中信件的回复工作。陈寅恪的诸多诗篇，均是她一笔一划、用心誊抄而成。
然而，鲜有人知，陈寅恪所倚重的妻子实则饱受严重心脏病困扰，她柔弱得宛如风中摇曳的芦苇。
在1947年清华大学的36周年校庆之际，陈美延女士回忆起当时的一则采访。围绕女性如何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主题，一些师母接受了女生的提问。其中，唐筼的回答坦率：“女性在家庭中的贡献同样不可或缺……”然而，一位口才了得的女生立刻提出反驳，她言辞犀利，认为新时代的女性不应将个人价值局限于家庭这个小圈子，不应继续遵循旧时代女性依赖男性的生活模式。
唐筼的人生，在清华新女性的价值观念里显得颇显脆弱，唯有她本人坚信，这样的选择自有其价值所在。她对他心生敬仰，愿意将那如芦苇般纤细的生命毫无保留地献给他。
三
陈寅恪与唐筼，仅在一事上曾有所争执。1949年，傅斯年力劝陈寅恪夫妇速离，前往台湾。唐筼决意前往，而陈寅恪却选择留下。在文革期间，陈寅恪曾坦陈其当年的心志：“我坚定地拒绝离开。至于香港，那不过是英帝国主义所控制的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我生平所不屑一顾。因此，我也绝无赴香港之意。我愿留在国内。”1955年七夕，陈唐的结婚纪念日，陈寅恪向夫人表达了自己未离去的悔意，并赋诗云：
十二万年柯烂，留命观枰终。
陈寅恪夫妇
日复一日，陈寅恪愈发难以洞悉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其中，他最为费解的，莫过于“反动”这一概念。
咨询了助手黄萱，却未得回应，遂转而向护士朱佩贞请教。
“你每次询问的‘反动’，这便是‘反动’的真正含义。”
在粤语的部分使用场合，“反动”与“颠倒过来”的涵义一致。陈寅恪闻言，忍不住笑了起来，问道：“如此一来，岂不是等同于‘反动’？”
朱佩贞回应道：“是我在帮你‘反动’，并非我自身具有反动思想。”
这成为了陈寅恪生命余晖中一段珍贵的笑谈，自那以后，每当翻身的时刻，他与妻子唐筼、护士朱佩贞都会为此欢声笑语，共享欢乐时光。
生活中可笑事太少。
1965年，陈寅恪
位于东南区一栋二层的住所，正对康乐园中心的办公楼而建。文革初期，造反派便在楼外安置了高音喇叭，其声浪震耳欲聋，日夜不停地播放，令人心生恐惧。外语系教授梁宗岱的夫人甘少苏回忆道：“历史系的一级教授陈寅恪先生双目失明，胆量本就微小，每当喇叭里呼唤他的名字，他便浑身颤抖，尿液不禁失禁。如此情形，最终竟因恐惧过度而离世。”
陈寅恪对于蒋家王朝的覆灭，对于亡国、共产党是不甘心的。他声称“不吃中国面粉”，“不为五斗米折腰”。他狂叫“兴亡遗恨尚如新”。他还说，“虽然年纪老到皮包骨了，但还不愿死，要看共产党怎样灭亡”，“死了以后，骨灰也要抛到大海里，不留在大陆”。简直是反动透顶，恶毒至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对他也确实愤恨至极……他要至死不变，就让他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去吧！（中山大学1969年档案）
1967年，鉴于频繁造访的“造反派”络绎不绝，唐筼不幸突发心脏病，陈寅恪出于对爱妻的深情厚意，提前挥毫题写了一副挽联。
涕泣对牛衣，
卅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
九泉稍待眼枯人。
一、鉴于本人患有心脏病，必须摄取流质食物，特此恳请允许每日供应四瓶牛奶（每瓶售价四元八角），以确保生命的维持。对此，我心怀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二、唐筼身兼数职，不仅要护理三位半护士，还需承担清洁及杂役工作，更不辞辛劳地为病人朗读报纸至深夜。在精神稽查中，她恳求保留一位资深工友，协助厨房事务，并扶持行动不便的断腿病人坐椅排便。唐筼体力有限，偶感头晕，有时甚至难以支撑，险些导致两人同时跌倒。这位工友月薪仅廿五元，饭费十五元，不知是否可在唐筼的活期存款账户中每月提取四十元，以资助这位老工友。此外，若唐筼不幸卧病在床，无人求助医生，一旦不幸离世，恐怕也无人知晓。
此份申请书，或许可称为陈寅恪笔下文采最逊色的篇章，然而，它却洋溢着最真挚的情感。彼时，他尚在思索，是否将为自己的“第四类爱情”增添新的诠释。
四
1969年春节甫过，陈寅恪即接到了强制迁离东南区一号二楼的通知。
他们于十二年前便定居于此，在此之前，他们不得不让出半数的居住空间，以容纳组织安排入住的另一户人家。
此次，组织再度作出安排，命他们迁出，其理由是，“工宣队”计划征用此栋楼房作为指挥中心。
此举加速了陈寅恪之死。
搬家之际，寒意袭人。自文革抄家以来，家中原本稍显值钱的物品早已一扫而空，仅剩床、桌、椅、凳等几件简朴家具。陈寅恪躺在平板车上，泪流满面，被人缓缓扶至他曾度过最后几个月的居所。
路人见状，皆叹息摇头。
自1969年3月起，唐筼被迫投身于校内家属组织的学习班中，直至7月方才得以解脱。该学习班规定，学习期间不得请假。每当她外出学习，陈寅恪便只能日复一日地卧床休息。无人照料之下，别说翻身成了奢望，即便渴了想喝杯水，或是急需去趟厕所，都变得异常艰难。
陈寅恪鲜少开口，据一位熟悉中大往事的长者所述：“陈寅老真是令人心疼，他连起身都显得吃力，说话时也缺乏气力，整日里泪水涟涟。”
即便唐筼在宅中悉心照料，为他预备流质饮食，但那无休止的折磨已消磨了他的胃口，每次仅能勉强吞咽几口便再难继续。即便勉力吞下的食物，因日复一日缺乏活动，也难以消化吸收。
尽管如此，专案组并未对他放松追查。5月5日的午后，成员们强迫他进行口头陈述，持续折磨至他力竭声嘶，方才勉强罢手。
他用沙哑声对唐筼说：
我如在死囚牢。
“历史系陈寅恪，被认定为反动学术权威，执行‘一批二养’政策。”
1969年秋的初旬，他病情加重，入院治疗。10月7日的拂晓，陈寅恪先生，这位毕生守护中国文化、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者，因心力衰竭，加之突发肠梗阻与肠麻痹，终因无法救治，带着无尽的哀伤，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享年八十虚岁。
在陈寅恪离世后短短四十五日，唐筼沉着应对，妥善料理了陈寅恪的丧事。她对远道从四川返回广州的大女儿语重心长地说道：“若我离世，便无需再劳神从四川远赴广州。”
历经四十五个日夜，至11月21日的晚上八时，唐筼先生因脑出血、高血压、心脏病等多重疾病缠身，经抢救无效，于世间安详地画上了七十一年人生的句号。
唐筼为陈寅恪生，亦为其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