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观点基于历史素材启发，并结合公开史料进行故事化论证。部分情节为基于历史的合理推演创作，请读者理性对待，切勿盲从或过度解读。
“伊万诺夫同志，你们现在离开，是不是意味着苏联不准备履行友好合作条约的义务？”
1979年2月16日，河内嘉林机场，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的质问声嘶力竭。
就在前一天，中国30万大军已在边境完成集结，战争一触即发。
然而，被越南视为救命稻草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却在此时登上了返回莫斯科的飞机。
面对越南将军的绝望，顾问团团长伊万诺夫上校的回答，揭开了一个大国博弈间，小国如同棋子的残酷真相。
他究竟说了什么，让这位身经百战的越南将军呆立当场？
1978年11月3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叶卡捷琳娜大厅内，水晶吊灯的光芒洒在刚刚签署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上。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与越南总理范文同的手紧紧握在一起，镁光灯闪烁不停，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
条约的每一个字都经过了双方数月的精心打磨，尤其是第六条更是重中之重：
“缔约双方保证，在任何一方遭到攻击或攻击威胁的情况下，双方将立即进行协商以消除这种威胁，并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以保障两国的和平与安全。”
在河内看来，这短短的一句话，无异于一张来自超级大国的护身符。
有了它越南便可以放开手脚，去实现那个萦绕在领导人黎笋心中多年的“大印支联邦”之梦。
条约签署仪式一结束，柯西金便将范文同请进了旁边的小会客厅。
他亲自为范文同倒上一杯伏特加，语气轻松地说道：
“范文同同志，现在你可以放心了。
苏联人民永远是越南人民最可靠的后盾。
任何企图破坏越南和平与安全的势力，都将遭到我们坚决的回击。”
范文同激动地一饮而尽，辛辣的液体灼烧着他的喉咙，也点燃了他心中的火焰。
他紧紧握住柯西金的手，用不甚流利的俄语反复说着：
“谢谢，谢谢苏联同志！越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他没有看到，在他身后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元帅正与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对莫斯科而言，这张条约的意义远不止于“友好合作”，越南是苏联伸向东南亚、遏制中国的关键棋子。
这张护身符，既是给越南的也是绑住越南的。
条约的墨迹未干，苏联的“钢铁洪流”便开始涌向越南。
从黑海的敖德萨港，到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一艘艘满载军火的货轮起锚航行。
短短数月，超过三十亿美元的军事装备运抵越南金兰湾和海防港。
其中包括足以武装几个装甲师的400多辆T-54/55坦克、400多辆BTR系列装甲车，以及数百门大口径火炮和防空导弹。
比装备更重要的，是人。
苏联驻越军事顾问团的规模迅速扩大到两千人以上
他们不仅仅是“顾问”，更是实际的操盘手。
通信专家帮助越南军队建立了现代化的指挥系统，雷达操作员在边境要地架设起预警网络，导弹技术员手把手地教授萨姆导弹的操作，甚至有苏联飞行员换上越南空军的制服，驾驶着米格-21在河内的上空呼啸而过。
伊万诺夫上校，就是在这股浪潮中抵达河内的。
他年富力强眼神锐利，履历上最醒目的一笔是作为苏军总参谋部作战局的核心参谋。
参与策划了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多瑙河行动”。
他精通多兵种联合作战，擅长根据战场形势制定快速、高效的打击方案。
在河内他的公开身份是顾问团团长，但他的秘密任务只有一个：
当中越之间不可避免的战争爆发时，他要确保越南军队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苏联的援助，给予中国军队最沉重的打击。
他抵达越南的第一天，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大将亲自接见了他。
“伊万诺夫同志，欢迎你来到越南。”
武元甲的声音带着浓重的越南口音，“我们刚刚打败了美国人，现在北方的邻居似乎也想来试试。我希望苏联同志的经验能帮助我们再次取得胜利。”
笔直地站着，用标准的军人姿态回答：
“大将同志，请放心。苏军的作战条令，是经过无数次战争检验的。
只要越南军队严格按照我们的方案执行，任何敌人都无法越过你们的防线。”
他说话时充满了自信，这种自信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位越南军官。
在他们看来，有苏联的先进武有苏联的作战专家，再加上越南军队战胜美国的赫赫威名。
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不过是又一次展示“世界第三军事强国”实力的机会。
“世界第三军事强国”，这顶高帽是越南人自己戴上的，而且戴得心安理得。
1975年4月30日，北越的T-54坦克撞开西贡总统府的铁门时，越南的民族自信心达到了顶峰。
他们不仅统一了国家，更重要的是，他们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
这场胜利的代价是惊人的，但换来的果实也同样“丰硕”。
越南全盘接收了南越政权留下的价值近百亿美元的美式装备，包括上千架飞机、数百艘舰艇、近千辆坦克和装甲车。
一夜之间越南人民军的装备水平甚至超过了许多北约国家。
巨大的胜利冲昏了以黎笋为首的越南领导层的头脑。
他们开始不再将曾经的“老大哥”中国放在眼里。
在抗美战争期间，中国曾是越南最坚实的后盾。
从1960年到1975年，中国向越南提供了总价值超过20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这个数字在当时是天文数字。
武器、粮食、被服、药品，甚至铺路的沥青、建房的砖瓦，源源不断地通过“胡志明小道”运往越南。
超过32万中国军人先后入越，承担防空、工程、后勤等任务，其中4000多人将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热带丛林中。
然而，战争一结束，情谊也随之烟消云散。
黎笋政权迅速倒向苏联，将中国视为实现其“印支联邦”霸业的最大障碍。
他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公然宣称：“在历史上，中国是越南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我们必须时刻警惕来自北方的威胁。”
这种敌意，很快就转化为具体的行动。
首当其冲的，便是在越南生活了数百年的华侨。
1976年开始，一场针对华侨的系统性迫害在越南全境展开。
在北越当局以“净化边境地区”和“建设新经济区”为名，将世代居住在谅山、广宁等地的华侨强制迁往内陆的荒山野岭。
他们被剥夺了所有财产，每人只允许携带一个简单的行囊。
65岁的华侨陈明德，原本在海防市经营着一家小小的杂货铺。
一天深夜，几名越南公安敲开了他的家门，宣读了一份“迁移令”。
“他们说我们是资产阶级，不适合生活在社会主义的城市里，必须去新经济区接受劳动改造。”
陈明德后来在抵达中国后，对着接待人员泣不成声。
“我们一家七口被赶上一辆卡车，拉到了一片连路都没有的深山里。
他们扔下我们就走了，没有食物没有工具，连一口干净的水都喝不上。
我的老母亲才到那里一个月就病倒了，没药治，活活给拖死了。
临死前，她就想吃一口白米饭，我……我连这个都做不到。”
在南越，手段则更加野蛮。
越南当局发起了所谓的“打击资产阶级运*动”，矛头直指控制着南越大部分商业的华侨。
一夜之间，所有华人开办的工厂、商铺、银行、餐厅被查封，财产被“收归国有”。
西贡堤岸区的华商李振华，他的家族几代人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小的纺织厂。
查封那天，一名越南官员指着他的鼻子用轻蔑的口吻说：
“你们这些寄生虫，吸着越南人民的血汗发财，现在是你们偿还的时候了。”
李振华试图争辩，却被两名士兵用枪托打倒在地。
他的工厂、别墅、汽车，连同家里的金银首饰，全被洗劫一空。
更令人发指的是，越南当局推行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政策。
华侨被禁止从事商业、教育、医疗等“体面”的职业，华人子女被公立学校拒之门外，所有华文学校和报刊被勒令停办。
1977年越南内政部甚至下令，所有华侨的身份证件上必须用红字醒目地标注“华人”二字。
这与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强迫犹太人佩戴大卫星标志的做法，并无本质区别。
走投无路的华侨，唯一的希望就是离开这个已经变得无比陌生的国家。
但离开，也需要付出血的代价。
越南当局推出了臭名昭著的“黄金政策”：
每个希望出境的华人，不论男女老幼都必须向政府缴纳12两黄金，才能换取一张出境许可证。
这无异于公开的敲诈勒索。
无数华侨变卖掉最后一点家产四处借贷，才凑够这笔“买命钱”。
到1978年底，超过20万华侨被迫逃离越南。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交完黄金后，被赶上拥挤不堪的破旧渔船，漂向茫茫南海
这些在海上挣扎求生的“船民”，用生命向世界控诉着越南当局的暴行。
在越南国内疯狂排华的同时，中越边境的局势也急剧恶化。
越南军队一改往日“同志加兄弟”的姿态，开始不断在中越边境制造事端，蚕食中国领土。
1974年8月，越南军队第一次公然越界。
将位于广西凭祥市的27号界碑拔掉，并向中方一侧推进了数十米，插上了越南国旗。
当中国边防部队派人前往交涉时，得到的答复是：
“这里自古以来就是越南的土地。”
交涉无果越方突然开火，当场打伤3名中国边防战士。
1975年越南海军悍然出兵，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的6个岛屿。
并开始在北部湾海域频繁骚扰、抓捕中国渔民。
挑衅的规模和暴力程度在1976年之后不断升级。
1976年5月12日，这是一个让广西宁明县板烂村村民永生难忘的日子。
清晨，村民们正在田里劳作，越南军队的炮弹毫无征兆地落了下来。
82毫米迫击炮弹在村庄里爆炸，村民黄大娘7岁的孙子当场被弹片击中，倒在血泊中。
黄大娘抱着孙子冰冷的尸体，哭得撕心裂肺：
“我们做错了什么？我们世世代代住在这里，他们为什么要杀我们的孩子？”
那一天，板烂村共有8名村民遇难，其中3名是儿童。
1977年，越南军队变本加厉，公然出兵占领了历史上明确属于中国的法卡山、扣林山等战略要地，并迅速修建了大量永久性的野战工事和坑道。
他们驱赶当地的中国边民，在村口竖起牌子，上面用越南文写着：
“越南领土，禁止进入”。
1978年6月18日，友谊关，这个象征着中越友谊的名字被越南人的鲜血染红。
一辆满载货物的中国卡车在通过口岸时，被越南边防军无端扣留，司机遭到毒打。
中国边防站的4名战士前往交涉，在距离对方不到十米的地方，越南士兵突然举枪扫射。
4名年轻的中国战士应声倒地，全部牺牲。
这起“友谊关事件”震惊了中国高层。
根据事后统计，从1974年到1978年底，越南方面在中越边境挑起的各类事端多达4000余起，造成中国边民和边防军人死伤300多人。
面对越南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中国政府始终保持着极大的克制，通过外交途径反复提出抗议和警告。
然而，黎笋政权将中国的克制视为软弱可欺。
1978年11月，越南外交部甚至发表声明，公开否认中越之间存在任何领土争议，彻底撕毁了过去两国间达成的一切边界协议。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
1978年12月25日，越南集结20万大军，兵分七路，对柬埔寨发动了闪电般的全面进攻。
短短半个月，越南军队就攻占了柬埔寨首都金边，推翻了中国支持的民主柬埔寨政权。
越南的所作所为，已经远远超出了边境摩擦的范畴，这是赤裸裸的地区霸权主义行径，更是对中国战略底线的严重挑战。
在北京，邓小平在一次接见外宾时发出了异常严厉的警告。
他用力地挥了一下手，斩钉截铁地说：
“越南这个国家，忘恩负义。他们以为有苏联在背后撑腰，就可以为所欲为。
小朋友不听话，该打打屁股了！”
“打屁股”的警告，很快就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河内。
但黎笋和他的将军们，对此嗤之以鼻。
“中国人这是在吓唬我们。”
在越南国防部的作战会议上，总参谋长文进勇少将指着地图，对在座的将领们说：
“他们刚刚结束了十年动乱，军队的战斗力值得怀疑。
而我们，我们有战胜美国的经验，有苏联同志的先进武器和战术指导。
如果他们敢来，我们就让他们尝尝失败的滋味，就像美国人一样。”
他的话引起了一阵哄笑。
将军们普遍认为，中国不敢真的动手。
退一万步讲，就算中国动手苏联也绝不会坐视不管。
此时的河内，几乎成了一座“苏联城市”。
苏联专家和顾问的身影随处可见。
他们帮助越南制定了详细的“北线防御计划”，核心思想是利用越南北部的复杂地形，层层设防。
消耗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然后等待苏联从北方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迫使中国撤兵。
然而，莫斯科的想法，比河内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数十万大军开始向广西、云南边境集结时，克里姆林宫的气氛也变得紧张起来。
勃列日涅夫亲自致电黎笋，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
“黎笋同志，根据我们的情报，中国方面的军事调动规模非常大，这不像是一次小规模的惩戒行动。你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黎笋的回答依旧充满了越南式的傲慢：
“总书记同志，请您和苏联人民放心。
越南人民军已经做好了粉碎一切侵略的准备。
我们打败过法国人，打败过美国人，一个小小的中国不在话下！”
电话这头的勃列日涅夫放下了听筒，久久没有说话。
他转向身边的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德米特里，你怎么看？”
乌斯季诺夫元帅沉吟道：
“总书记同志，越南人太自大了。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决心。
但是越南是我们‘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南翼支点，我们不能失去它。
可是为了越南和中国全面开战，风险太大了。
我们的战略重心在欧洲，而且，阿富汗那边……”
勃列日涅夫点了点头。
与拥有核武器、陈兵百万于中苏边境的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这绝对是苏联无论如何都想避免的噩梦。
最终，政治局达成了一致：
对越南的援助要继续，口头上的支持要高调，但在军事上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苏联人员直接卷入与中国军队的冲突。
一张绝密电令，从莫斯科总参谋部发出，通过加密渠道直达河内的苏联大使馆。
收件人，是伊万诺夫上校。
1979年2月15日深夜，河内，越南国防部大楼。
作战室里依旧灯火通明，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烟草味和紧张的气氛。
墙壁上巨大的作战地图前，总参谋长文进勇刚刚结束了与北方第一军区的视频通话。
前线的情报显示，对面的中国军队已经进入了最后的临战状态，坦克的轰鸣声在夜色中清晰可闻。
“看来，他们明天就要动手了。”
文进勇放下电话，疲惫地揉了揉眼睛。
他转向身边的伊万诺夫上校，强作镇定地笑了笑：
“伊万诺夫同志，该你们的‘电子幽灵’出动了。
我需要你们的通信部队，立刻对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实施强电磁干扰。”
这是他们早就商定好的计划。
一旦开战，部署在河内周边的苏联电子战部队将全面启动，瘫痪中国军队的无线电通讯，为越南军队的初期防御创造优势。
伊万诺夫没有立刻回答。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折叠好的电报译文，递给了文进勇。
文进勇疑惑地接过来，借着地图灯的光亮看了起来。
电报的内容很简单，是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元帅发来的：
“鉴于当前形势的复杂性，为避免苏联军事人员直接卷入中越冲突，驻越军事顾问团核心人员应于2月16日前撤至安全地区。
具体撤离计划由大使馆统一安排。”
文进勇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他拿着电报的手微微颤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撤离？现在撤离？”
他抬起头死死地盯着伊万诺夫。
“这是什么意思？奥加尔科夫元帅是在开玩笑吗？”
“文进勇将军，这不是玩笑。”
伊万诺夫的声音平静得近乎冷酷。
“这是来自莫斯科的命令。一架图-154客机已经在嘉林机场等候，我们必须在明天下午之前离开。”
“离开？你们走了，我们的防御计划怎么办？电子干扰呢？空中支援呢？”
文进勇的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几乎变成了咆哮。
“你们的条约呢？第六条写的是什么？你们的承诺呢！”
作战室里，其他的越南军官也都围了上来，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愤怒。
他们原本以为稳操胜券的战争，在开打前的最后一刻最重要的支柱突然要被抽走了。
伊万诺夫环视了一圈这些愤怒的越南军官，他理解他们的心情。
作为一名军人，他打心底里鄙视这种临阵脱逃的行为。
但他更清楚，自己首先是苏联军官，服从命令是天职。
“将军，这是政治决定，不是军事决定。”
伊万诺夫一字一句地说道，“我们的职责是执行命令。关于防御计划我们留下了所有的图纸和方案，你们的军官也接受了完整的培训。
我相信，英雄的越南人民军有能力独立保卫自己的国家。”
这句恭维的话，此刻听在文进勇的耳朵里是如此的虚伪。
他感觉自己像一个被愚弄的傻瓜。
所谓的“友好合作条约”，所谓的“可靠后盾”，在真正的考验面前不过是一张废纸。
第二天下午，河内嘉林机场。
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文进勇带着几名高级将领，前来为苏联顾问团“送行”。
他一夜未眠，双眼布满血丝。
他看着伊万诺夫和他的同僚们提着行李，在苏联大使馆官员的簇拥下准备登上那架白色的客机，心中五味杂陈。
愤怒、失望，还有一丝无法言说的恐惧。
机场的广播响起了催促登机的通知。
伊万诺夫走在最后，他停下脚步，转身走向文进勇。
“文进勇同志，”伊万诺夫伸出手，他的脸上带着一种职业军人特有的不带感情的郑重，“感谢你这几个月来的合作。祝你好运。”
文进勇没有去握那只手。
他只是死死地盯着伊万诺夫的眼睛，用生硬的俄语一字一顿地问道：
“伊万诺夫上校，我最后问你一次。苏联，我们的盟友，真的就这样抛弃我们了吗？在敌人兵临城下的时候？”
伊万诺夫的眼神闪烁了一下。
他看了一眼不远处的越南将军们，又看了一眼停机坪上严阵以待的越南士兵。
他沉默了片刻，似乎在斟酌词句。
然后，他凑到文进勇的耳边，用只有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了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让身经百战、刚刚还在咆哮的文进勇瞬间脸色煞白，身体猛地一僵，仿佛被雷电击中......
他呆立在原地，瞳孔放大，嘴唇无声地开合，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他眼睁睁地看着伊万诺夫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头也不回地登上了飞机的舷梯。
发动机的轰鸣声响起，客机缓缓滑向跑道，然后加速腾空而起，消失在北方的天际。
一名越南少将走到文进勇身边，小心翼翼地问：
“总长同志，那个苏联人……他对您说了什么？”
文进勇仿佛没有听见，他依然保持着那个僵硬的姿势，目光空洞地望着天空，良久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他说……他说……”
文进勇缓缓地转过头，看着身边一脸关切的部下，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迷茫。
他嘴唇翕动，似乎想把伊万诺夫的话复述出来，但那句话仿佛有千斤重，堵在他的喉咙里。
“他说……‘将军，你真的以为，我们是为了越南的独立和统一才来的吗？’”
文进勇的声音沙哑干涩，像被砂纸打磨过一样。
“他说，‘我们来，是为了让你们去打柬埔寨，是为了让你们去挑衅中国，是为了把中国的注意力牢牢地拖在南方。
现在，目的达到了。你们的价值，也到此为止了。’”
这句话如同一把淬毒的匕首，精准地刺穿了越南高层用胜利和狂妄编织起来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
“他还说，”文进勇闭上了眼睛，似乎不愿回忆那个苏联人冷酷的表情。
“‘不要把大国的承诺当真。承诺的价值取决于你们自身的价值。当你们的冒险行为可能把我们拖入一场与另一个大国的直接战争时，你们就变得一文不值。
祝你好运，将军，希望你们能从美国人那里学到点什么。’”
机场的风吹过，卷起地上的尘土。
周围的越南将领们听完这番转述，一个个都愣住了，脸上的血色迅速褪去。
他们终于明白了，他们不是棋手，甚至连重要的棋子都算不上，他们只是一枚可以随时被牺牲和抛弃的“过河卒”。
所谓的“友好合作条约”，从头到尾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苏联需要的不是一个强大的、统一的、有自己独立意志的越南，而是一个不断制造麻烦、能够有效牵制中国的越南。
当这枚棋子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甚至可能给棋手带来危险时，被毫不犹豫地抛弃，就成了唯一的结局。
“总长……”
一名少将的声音带着颤音，“那……那北边的防御……我们还按原计划打吗？”
原计划？
原计划的核心是苏联的电子战支援、是苏联的空中情报、是苏联承诺在北方对中国施加的军事压力。
而现在，这一切都成了泡影。
文进勇猛地睁开眼睛，眼神中的迷茫和震惊已经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逼入绝境的狠厉。
他用力一挥手，吼道：
“回总参！立刻召开紧急会议！把所有军区司令都叫来！苏联人靠不住，我们就靠自己！
告诉第一军区和第二军区的部队，死守防线！一步也不准后退！”
他转身大步走向汽车，背影在夕阳下拉得很长，显得无比悲壮。
他知道，接下来的这场战争，将比他们想象的任何情况都要艰难。
越南，将独自面对来自北方邻居的雷霆之怒。
1979年2月17日，凌晨4时30分。
天色还是一片墨黑，中越边境线上，却在一瞬间亮如白昼。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线广西和西线云南方向，数千门大炮同时发出怒吼。
密集的炮弹如同一场钢铁风暴，呼啸着越过国境，精准地覆盖了越南军队在谅山、高平、老街等地的所有前沿阵地、炮兵阵地、指挥所和通信枢纽。
在长达一个小时的炮火准备中，越南军队精心构筑的第一道防线几乎被完全摧毁。
那些由苏联专家指导修建的、自以为坚不可摧的工事，在中国军队绝对优势的炮火面前，如同纸糊的一般。
许多越南士兵甚至还没来得及从睡梦中醒来就和他们的掩体一起，被埋葬在了火海和废墟之中。
炮击刚刚延伸，早已在出发阵地等待多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和坦克部队，便如潮水般涌过边境。
在东线，许世友上将指挥的广州军区部队，以第41军、第42军为主力，分多路向越南的高平、谅山两个战略要地发起猛攻。
在西线，杨得志上将指挥的昆明军区部队，以第13军、第14军为主力，直扑越南黄连山省省会老街。
战争的进程，完全超出了越南人的预料。
他们引以为傲的所谓“战胜美国的经验”，在中国军队面前显得不堪一击。
越南军队擅长的是游击战、丛林战，是在后方稳定、有外来援助的情况下，与敌人进行小规模的缠斗。
而中国军队发动的，却是一场以强大炮兵和装甲部队为核心的、大纵深、高强度的现代化立体战争。
在高平战场，越南军队的王牌部队346师，被中国军队第41军和第42军用一个漂亮的穿插迂回战术，死死地包围在了高平市以北的崇山峻岭之中。
346师师长黄扁山试图组织部队突围，但在中国军队的绝对火力优势和反复冲击下，部队很快就被打散、分割、歼灭。
不到一周时间，这支曾让美军头疼不已的王牌师，就彻底失去了战斗力。
在老街战场，越南第316A师凭借复杂的地形负隅顽抗。
但中国军队第13军的战士们，发扬了悍不畏死的战斗精神，用火箭筒、炸药包，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啃，一个坑道一个坑道地清。
战斗异常惨烈，许多战士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
最终，中国军队攻克了老街，打开了通往越南腹地的西线门户。
战争开始后，河内乱成一团。
文进勇守在作战室里，不断接到从前线传来的坏消息。
一个个阵地失守，一支支部队被击溃，一个个城市告急。
他寄予厚望的“北线防御体系”在中国军队的凌厉攻势下，几乎一触即溃。
他曾多次尝试联系苏联驻越大使馆，希望莫斯科能够履行条约，对中国施加压力。
但大使馆的电话永远无人接听，或者只是用外交辞令敷衍。
苏联的“支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在联合国，苏联代表提出了要求中国撤军的议案，但遭到了否决。
在媒体上，《真理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谴责中国的“侵略行径”。
在军事上，苏联海军象征性地向南海派遣了几艘舰艇，但始终与战区保持着遥远的距离。
而在至关重要的中苏边境，百万苏军按兵不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准备采取实际行动。
莫斯科的态度已经再明确不过：他们绝不会为了越南，与中国兵戎相见。
3月5日，战斗进行到第17天，中国军队东线部队攻克了谅山。
谅山是越南北方的最后一道屏障，是河内的北大门。
从谅山到河内，仅有150公里，且一路都是平原，无险可守。
谅山的失守，意味着越南首都河内已经完全暴露在中国军队的兵锋之下。
消息传到河内，引起了巨大的恐慌。
越南政府开始组织紧急疏散，各国使馆纷纷准备撤离，河内市民抢购食品和生活用品，整个城市陷入一片混乱。
黎笋政权甚至发布了全国总动员令，准备在河内与中国军队进行最后的巷战。
然而，就在全世界都以为中国军队将一鼓作气攻下河内时，中国政府于当天发表声明，宣布：中国边防部队自卫反击作战的目的已经达到，自即日起，中国军队开始全部撤回中国境内。
这个决定让所有人，包括越南人自己，都大感意外。
中国军队的撤退，同样组织有序，迅猛如风。
但在撤退途中，中国军队对越南北部的所有工业设施、军事基地、桥梁、铁路进行了系统性的摧毁。
这是对越南忘恩负义、背信弃义的惩罚。
当年中国援助越南建设的工厂、矿山，如今又被中国军队亲手炸成一片废墟。
3月16日，最后一支中国军队撤回国境。
这场持续了28天的自卫反击战，正式宣告结束。
战争结束后，文进勇乘坐直升机，视察了满目疮痍的北部边境地区。
看着那些被炮火夷为平地的城镇和村庄，看着那些被摧毁的工厂和桥梁，他心中百感交集。
这场战争，越南输了，输得体无完肤。
他们不仅损失了数万名精锐部队，更重要的是，他们“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神话，被彻底打破。
他们引以为傲的“胜利经验”，被证明毫无价值。
他们信赖的“盟友”，在关键时刻将他们无情地抛弃。
回到河内后，文进勇写了一份长长的战争总结报告，递交给了黎笋。
在报告的最后，他写道：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国家只是一个中小国家。我们的命运，不应该寄托在任何一个大国的善意和承诺之上。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高估了自己，也高估了所谓的‘友谊’。我们激怒了一个不该激怒的邻居，却指望一个遥远的‘朋友’来保护我们。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这份报告，字字泣血，是一个小国在付出惨痛代价后，得到的血的教训。
而远在莫斯科的伊万诺夫上校，早已回到了总参谋部作战局的办公室里。
他因为“圆满完成了在越南的任务”，被授予了一枚红星勋章。
在授勋仪式上，奥加尔科夫元帅拍着他的肩膀说：“伊万诺夫同志，你做得很好。你用最小的代价，维护了苏联的国家利益。”
伊万诺夫立正敬礼，平静地回答：“为苏维埃联盟服务！”
他再也没有去过越南，那个湿热、混乱、充满着背叛与被背叛记忆的国家。
对他而言，那不过是其漫长军事生涯中，一次普通的、甚至算不上惊险的出差而已。
至于文进勇将军的命运，以及越南这个国家的未来，早已不在他的关心范围之内。
大国博弈，本就如此冷酷无情。